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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血脉上相容最深，历史上交往最多，在彼此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上起了重大作用的两个国家，近代以来却摩擦最激烈，彼此之间最缺乏信任，目光之间密布着猜疑，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找不到与此类似的另外两个国家。”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长王洛林在1月28日召开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引用一位作家的话来描述中日两国关系。
2012年是中日两国建交40周年纪念年，本应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契机，却因日本单方面“购岛国有化”导致中日之间的交流活动陷入停顿。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冷静地梳理了中日之间走过的道路，分析什么才能给彼此国家带来更大利益，并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展望了中日两国未来正常关系的走向。本版将各位专家讲话的核心内容辑录于此，供读者阅读、思考。
冯昭奎——拷问历史 中国强大是友好的根本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顾问冯昭奎发表了“中日两国关系严峻形势的历史拷问”的演讲。他说，亚洲是日本文明的故乡，从长远历史来看日本应正视与亚洲恩人之间的深厚缘分。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多灾的岛国，有着强烈的扩张生存空间的意识。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的失败告终。上述两场战争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与此同时，经济数据也表明，从公元1年到1820年，以国际元计算的中国GDP超过日本10倍，说明这段时间的历史是中强日弱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是，对中国来说，仅仅是先进，不足以使日本追随，仅仅是强大，也不足以使日本附庸。只有既先进又强大，让日本既服气又服输，中日关系才能太平、友好。
19世纪后半期，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牺牲品，贫穷落后的面貌在世界上展露无疑。日本对中国的尊敬和期待随之烟消云散。出于追随先进、附庸强大的民族秉性，日本毅然调转船头投奔欧美，实行脱亚入欧。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转折点，日本通过效仿欧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国力日益增强。然而日本却又效法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加上其传统上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影响，1895年中日关系进入了日强中弱时期。随后，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1937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忘恩负义，用侵略者的铁蹄残暴地蹂躏了其文明的故乡。
1945年日本战败，1949年新中国诞生，中日两国告别了一强一弱的两国关系历史，开始走向2000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强型中日关系。战后，中日两国走向强大的速度有很大差别。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50年以国际元计算的中国GDP为日本的1.5倍。然而到了1973年，日本的GDP相当于中国的1.7倍，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13.6倍。
提升中国经济质量任重而道远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成为影响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之一，1978年邓小平访日，称为学习日本经验而来，称现代化的日本是中国的老师。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两国发展速度逐渐出现逆转。1979年中国GDP是日本的六分之一，2005年达到日本的50%，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当年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冯昭奎分析说，今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还将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特别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不但实现了GDP量的扩大，而且实现了质的提高。是一个量与质兼备的既快又好的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科院2010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综合现代化水平在世界排名第七十八位，日本为第二位。冯昭奎说，尽管中国GDP超过了日本，但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还不平衡。近日来频频出现的大范围雾霾天气警示我们，如何发展中国经济的质，任重而道远。
冯昭奎说，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相距甚远。从日本追随先进、附庸强大、对外来文明具有极强的消化力的民族秉性来看，必然会继续追随美国。至于中国的发展，日本人通过媒体，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当今，日本对中国的心理可以用三个“感”来概括：失落感（GDP落后于中国）、优越感（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恐惧感（中国军事力量崛起），三个感合起来成为日本对中国的“嫌中感”。
中日关系未来走向
中日实力对比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基本参数。冯昭奎预计，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很可能再次走到中强日弱的状态。但至少在目前或更长一段时间，中日间依然保持强强型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可能采取两种政策：第一，双方都采取理性、稳健型的政策，实现两国互利双赢的良好局面。第二，双方都采取非理性的强硬政策，甚至以情绪化左右政策，其结果必然是两国互损双输，甚至发生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曾预言说，长远而言，日本可能最后还是不得不靠拢中国。冯昭奎指出，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靠拢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还要像古代历史上对中国服气之前一样经过战争的磨合，这将是今后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目前应做的是搞好自己的事情，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好国家。
钓鱼岛争端是石原的一个阴谋
就钓鱼岛争端，冯昭奎还分析了石原慎太郎的“阴谋论”。他说，鉴于日本在过去的战争中擅长使用计谋，使得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往往用“阴谋论”来看待日本对外关系中的一些做法。比如说这次钓鱼岛争端，很多人认为是石原慎太郎为敌对型民族主义寻找舞台的阴谋。冯昭奎认为，石原挖空心思设计这个阴谋，就是以《日美安保条约》指定的所谓日美协防地区的钓鱼岛来挑战中国，中国理所当然会采取维权行动应对日本的挑战，日本就可以借口中国入侵实现重新武装。而中日钓鱼岛争端一旦控制不住，美国会依据同盟国约定卷入进来，从而引起中美战争，导致中美两败俱伤，而日本就可以摆脱美国重温军国旧梦。将美国拖入战争，借机重振“大日本帝国”，正是石原慎太郎之梦。
杨伯江——战略互惠 中日没理由不合作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杨伯江发表了如何在地区国际层面拓展战略互惠合作的演讲。他说，战略互惠合作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正常轨道，地区国际层面的合作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大有可为。从历次中日首脑会谈，特别是重要的四个政治文件来看，无不强调战略互惠合作的重要性。
杨伯江指出，中日战略互惠合作要遵循以下三点，即要有大局观、要有时代感、要以亚太地区为重点。
战略互惠大局观：负起大国责任
首先，中日战略互惠合作要有大局观。“理论上讲，日本的敌人应该是美国，它们的经济水平接近。”杨伯江引用日本战后现实主义学派鼻祖高坂正尧的话，意在强调中日两国没有理由不合作。
中日两国对“战略互惠”的解读有所不同。中方强调的是战略，日方注重的是互惠。中日两国不应只看重一笔一笔的简单交易，而应出于大国的责任，共同为全球和地区的利益作出设计，在实现全球地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局观和战略风度。
就中国自身来看，日本对华关系应该有充分的战略自信。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看成物化（经济建设）的三十年，那么后三十年的重点应该是精神层面建设的三十年。其中对外要有国际形象意识，要以勤劳、谦逊、自省等传统美德与现代国际文明相结合，增加中国的国格魅力，唯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中国应充分意识到自己还差得很多，需要学习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宝贵经验。
战略互惠时代感：需要正和博弈
中日战略互惠合作要有时代感。杨伯江说，国际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如果看看1840年之前中国（以及印度）经济总量占世界之比，中国经济规模排序的上升不过是恢复历史常态而已。日本应当正确对待中国的发展，日本在现代化方面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在科技、管理、地区合作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很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外交观念应做调整。立竿见影地解决彼此间出现的问题不再是外交的唯一宗旨，有些问题在明明知道不可能很快解决的情况下，保持问题的可控、有效管理也应该是外交的宗旨之一。缺乏这样的时代感、战略观、哲学观，也是日本民主党做出错误决定，坚持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的一个因素。
中日之间的博弈应该是正和博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日双方空前地有条件合作把蛋糕做大。比如说非传统安全、节能、环保乃至海上航道安全的维护等，都具有正和博弈的性质。
重点地区是亚太：防止零和博弈
战略互惠合作要以亚太地区为重点。
首先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中日间的经济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而且合作程度之深已经很难为第三方所取代。日本弃华而就其他，这个其他很难发挥中国市场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中国弃日而选择其他，这个其他也很难发挥日本所提供给中国的所需商品。过去几年中日合作之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值得一提，首先是中日部分贸易的直接结算，特别是中日互相持有国债，从战略角度来说这表明中日两国把本国的前途和命运更紧密地与对方的发展捆绑到一起。
从地区层面来说，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促进了中日两国在地区框架内的合作。比如说前者促成了10+3合作以及10+3框架下的中日韩的早餐会；后者促成了中日韩机制的制度化，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扩大了多边货币互换基金规模，为地区乃至国际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下的关键问题是，东亚乃至亚太合作机制的构建问题，日本的考虑掺杂着大量对美国的非经济因素。鉴于日美关系的现实，不妨考虑将以下合作齐头并进：包括东盟10+3（东盟10国+中日韩3国）、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日韩FTA（中日韩自由贸易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其次，在安全上如何推动地区安全融合。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背景。历史原因是，中日安全上的合作远不如经济合作深厚，特别是缺乏战略互信。现实背景是，中日间实力对比发生了迅速变化，而且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还有美国因素。目前，亚太安全是一个二元结构，即美国势力对非美国势力。中日关系中，安全明显不如经济“先进”，关键之一是如何处理“美国因素”。从美国的影响力、日美关系的现实看，不可能撇开美国。
2007年2月，美国国会研究局曾提出东亚战略报告，提到美国面临的七大战略挑战。排在前两位的并非是非传统安全和国际恐怖袭击。而是第一，中国在东亚采取的全面排斥美国的政策，把美国踢出东亚。第二，日本在经济上采取排斥美国的政策，在经济上把美国踢出东亚。可见，美国对东亚是比较执着的。基于这样的现状，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不排斥美国的地区组织，不仅是东亚的，还是亚太的，这个组织不仅仅包括经济功能，还包括安全功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中美日三国陷入零和博弈。
宋磊——借助“道义正资产”创造性地解决历史难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宋磊认为，经济关系虽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但最重要的那块压舱石可能是道义关系。他说，中国和日本绝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关系，从建交之后一直有个道义关系的存在。在建交过程当中中方是讲了道义的，日方也作了投桃报李的回馈。建交后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还是以优惠的条件向日方稳定地提供石油资源，日方也给了中方大量的ODA。
中日间的关系绝对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上一辈的政治家留下的非常宝贵的外交遗产。如果我们把这样重要的外交遗产全部放弃，只是赤裸裸地谈经济利益的话，实际上是把中日关系庸俗化了。我们今天总讲中国抵制日本或日本抵制中国会如何如何，实际上日本这样的国家基本上是内需主导的，尽管不会崩溃，但彻底离开中国会受到沉重打击。中国离开日本也一样。经济确实重要，但重要性只在平常发挥作用，真正进入困难时期，经济就远远不如政治重要。从这个意义来讲，进入困难时期，就得讲政治，讲道义。
在讲政治的过程中，双方有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或外交遗产，那就是双方的外交关系当中是充满道义的。比如说，中国民间和日本民间有许多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人。对这些人来说，那就是一种“宗教信仰”，这个才是支撑着中日关系经历困难发展到今天的最重要的东西。正是由于中日关系当中有着这么一个重要的道义正资产，所以中日才有可能创造性地解决历史难题。虽然现在解决起来比较困难，但想得远一点儿，如果难题一旦解决了的话，我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甚至会超越德法解决难题给欧洲和平带来的贡献。
在中日关系出现问题的这一段时间里，未能把冷静的观点与声音及时传播给大众，是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和中国日本学界做得不够的地方。
江瑞平——升级经贸关系 为稳定中日关系释放正能量
外交学院副院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江瑞平发表了“关于积极推动中日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的思考”的演讲。
江瑞平认为，当前的中日关系应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日恢复邦交40年来，经贸关系获得了全面发展，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众多变化当中，最重要的、最值得关注的是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和相互依存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中，中国国力的提升和日本的下降，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使双方都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从而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策略选择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失误，甚至严重失误。
经贸关系未能与政治关系形成良性互动
恢复邦交40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产生了很多成效，同时也累积了很多问题。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远未能与政治关系形成良性互动，远未能对中日关系的整体稳定和发展释放足够的正能量。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经贸合作不仅未能保证政治关系稳定，而且一旦政治关系出现波折，陷到低谷，经贸合作还要受到严重的损害，出现停滞甚至倒退。2012年下半年，由于钓鱼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严重波折，双边贸易减少了7.3% ，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减少了11%，这种状况充分说明，虽然经历了40年的发展变化，中日经贸合作与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础依然十分脆弱，依旧极不稳固，必须推动其战略转型升级。
经贸关系转型升级的八个层面的思考
推动中日经贸关系转型升级有八个层面的思考。前三个层面主要是战略层面，后五个层面是策略层面。
第一，让经贸合作释放维护中日关系稳定的正能量。当今国际关系包括双边关系所显现的主要趋向，就是经贸合作相互依存和经济互利越来越成为化解矛盾和稳定政治关系的坚实基础。非常遗憾的是，中日间如此紧密的经贸合作，如此高度的相互依存，如此广泛的共同利益，并未能对中日关系的整体稳定释放足够的正能量。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甚至是深刻检讨。
当一个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国民对现状不满时，政治家可能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争取选民。一种是通过渲染外部威胁，甚至挑起对外事端来转移国民视线，转嫁国内矛盾。另一种是通过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带动经济回升，给国民带来更多的福祉，从而来赢得更多的选票。就中日而言，负责任的政治家显然不应该选择前者。
第二，让中日经贸合作和政治关系形成良性互动。即从政治服从经济转变为经济服从政治。在以往很长时期，我们在定位中日关系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促进经贸合作，拓展经贸关系，为双方稳定的经济发展服务，政治服从经济是基本的决策逻辑。现在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促进经贸合作，强化经济相互依存，增大经贸互利共赢，为稳定经贸关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三，让广大民众充分感知中日经贸合作的实惠。不能忘记日本对华ODA曾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众带了一系列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目前日本在华企业通过增加中国就业和税收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实惠。而对日本民众而言，对华出口，对促进其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也是实实在在的。
第四，增大国债互购，加强财政合作。目前，日本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尤其是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财政悬崖悬而未决的背景之下，如何维护财政稳定和可持续，更成为严重考验。而加强对华财政合作，增大国债互购规模，无疑会对稳定日本财政，从而减轻日本国民疑虑产生良好效果。
第五，加强汇率协调，缓解升值压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逼迫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和严重损害，迄今阴影犹存。目前在美元、欧元双双剧烈波动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和日元所面临的双重升值压力也是共同的。中日应该加强货币合作和货币协调，因为它对于稳定两国的出口、增加就业，有着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六，促进相互投资，推动产业融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税收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目前日本却面临企业大规模海外转移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相配合，促进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对缓解日本的产业空心化、增加就业，意义也显而易见。
第七，发展食品安全领域的中日合作。食品安全出现问题是中日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在此方面，日本技术先进，监管高效，可供中国学习借鉴。
第八，提升节能、环保领域的中日合作。近一段时间，中国持续大面积的雾霾污染，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日本的环保体制世界一流，加强中日环保合作，造福两国广大民众，对稳定中日关系意义重大。
高海宽——拉美国大旗吓唬别人 将使日本政府受到孤立
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高海宽认为，战略互惠提出者本身有一个明确定位，那就是中日之间不应该再搞对抗，或者是一边捞取经济利益，一边打着战略互惠的口号进行对抗，这样只能使中日关系受损。
40年来中日关系取得重大发展的重要经验是，坚持民间友好，实施官民并举。今后中日友好依旧要依靠民间友好，官民并举，如果否定了这一道路，就是否定了40年的历史，会使两国关系走上邪路。另一方面，如果一直拉着美国这面大旗吓唬别人，最终结果是更加使人感到日本在战略上处于矮子的状态，越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也使日本人民脱离日本官方的立场，而使日本政府处于自我孤立的状态。
当前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不解决，中日关系就难以稳定健康地发展。希望日本的领导人士、政界人士和各界人士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真正确地对待历史，才能解决问题，否则只会一味地采取鸵鸟政策。
丁敏——日本从未从钓鱼岛获得国家利益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丁敏认为，中国从人类社会已经取得发展的框架里获得了很好的和平、发展和国家利益，日本也先于中国从这个框架里获得了很好的国家利益。这个框架里有两个最大的因素：一个是西方工业化向全球的传播。日本先于中国踏上了这个浪潮，先于中国发展起来，使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享受到了这个框架带来的国家利益。中国是后于日本发展的，在中国发展的环境中，这个框架后来又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因素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两国在这样一个框架里，日本同时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框架里，获得了很大的国家利益。丁敏说，这要比从钓鱼岛获得的国家利益大的多，钓鱼岛一直在那里，购与不购都在那里。但是，日本过去的发展没有从钓鱼岛获得什么国家利益，中国的发展也没有从钓鱼岛获得什么国家利益。希望有识之士一定要看清什么样的框架才能给两国和亚洲带来和平与发展。
黄晓勇——中国仍需谦虚地向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黄晓勇说，中国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发展仍然是在人类社会已经取得发展的框架之内实现的，中国在技术、经济制度、市场方面对这个框架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中国从这个框架里得到的东西非常多，但与这个框架所能达到的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所以，中国仍然要谦虚地学习，需要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学习。
在目前中日关系困难的时刻，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们冷静地探讨中日两国关系稳定的发展非常有价值。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依然要依靠改革和开放，改革和开放需要一个和平、互助的国际环境。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国家，是两个重要的经济体，是两个对未来世界的和平发展担负着责任的国家。所以两国应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来讨论问题，看待和化解相互之间的分歧，应该在未来的发展中携起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