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名在京截访者被判刑 谁是幕后主使

    2012年年底，随着一则“在京截访人员首被判刑”的新闻被媒体广泛报道，河南禹州10名参与截访的农民，以及他们在北京运营的“黑监狱”，浮出水面。  

    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王高伟等10人因非法拘禁11名来京上访人员，被法院判处两年至6个月不等刑期，其中3名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

    “究竟谁是截访农民的幕后指使者？其是否会依法受惩？”曾是本案的最大问号，但一审判决书未涉及上述质疑。

    被非法拘禁了24个小时的上访群众宋雪芳并不满意这个答案，因为她自称曾亲临去年11月28日的庭审现场，并清楚地记得“主犯王高伟跟法官承认，是个‘叫白中兴的让他干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禹州实地调查发现：多位被拘禁的上访者及涉案截访者的亲属，都将幕后嫌疑指向此人——禹州市委群众信访工作部主任科员白中兴。

    “到久敬庄（即北京访民集散地久敬庄救济服务中心——记者注）抓人是政府行为，政府不给牌子，王高伟他们根本进不去。”同为“黑监狱”案受害者的贾秋霞、丁新芳和桑淑玲等人称，因认为“幕后主使”未获法律制裁，他们不排除上诉可能。

    对此，朝阳区人民法院和河南禹州官方均未作出回应。

    回首“黑监狱”：“解手都看着”

    2012年4月28日晚11时左右，47岁的宋雪芳在北京久敬庄“被人拉走了”。

    对这位因车祸赔偿问题已经上访了4年多的禹州人来说，被囚禁的24小时，就像一场噩梦。

    “当时有好几个人来久敬庄抓我，我不愿意走，就打我的头。”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据同时被抓的禹州人王惠芬回忆，当时她正躺着，两个不认识的年轻人一来就叫出了她的名字，然后架着她的胳膊“连推带搡”，甚至一提溜带掉了盖在身上的毛巾被。

    她们被抬到了一辆灰色的车上，“车上还有4个人看着”，车子出了四环，到了一个临着“窄窄的马路”的屋子里。王惠芬回忆说：“‘监狱’里有好几个房间，是一个大屋子隔开的。房间很小，床是上下铺，有6张床位，住着我们禹州的4个上访户。”

    被关时，宋雪芳“什么也没吃，连口水都没喝”，手机、身份证均被没收，“一直在屋里躺着”，伙食是馍、面条，土豆和萝卜等。“早上是馍，没有稀饭，连我们农村人常吃的豆腐都没有。”同样曾被关在这座“黑监狱”的河南长葛人贾国法告诉记者。

    最让他们胆颤的是“解手都有人跟着”。

    “轮流好几拨人看着我们，晚上、上午、下午，看守人都不一样。”宋雪芬说，“屋子的门都不能出去。”“在屋里说话也有5-6个人看着，就听我们说什么。”王惠芬告诉记者。被关期间，宋雪芳曾数次觉得头疼，要求看病，但从未获得允许。“要吃药也不让，我一哭就挨打，打了两三次。”

    其他被关押者佐证了她的说法。

    河南长葛人丁新芳自称被关在另一个院落里。她回忆，院门口有两条大狼狗和1只藏獒，“到了之后解手也不让，解手时大狼狗和藏獒看着。”贾国法证实，他看到有两个女的因互相说话挨打。“看的人不让我们互相接触的。”

    2012年4月29日夜间，宋雪芳等4人被送回河南。据媒体报道，在高速公路禹州口，4人各自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单位派车来接人，在高速路口“一手交钱，一手交人”。5月2日，4人又返回北京，通过打110报警，而“解救”出了当时仍被关的长葛上访群众。

    宋雪芳当时还不知道，她被关押的地方，是随后将“名扬全国”的“黑监狱”——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126号院和102号院。

    2012年6月7日，7名经营“黑监狱”的截访农民，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逮捕。

    “黑保安”从何而来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编号为京朝检刑诉2012[2118]的《起诉书》中，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被诉“非法拘禁罪”的王高伟等7人，均是河南禹州市方山镇的农民。

    其中，有4人为“90后”。

    起诉书写道：“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王高伟于2012年2月出资承租了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双合村126号院和102号院。付朝新（另案处理）雇佣了被告人王晓隆、赵俊杰、王壮壮、王世磊、王二飞、卢冬冬、彭湃、王梦非、范帅统（后三人另案起诉）看管河南籍上访人员。”

    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和7名被告人供述看，检查机关认为王高伟等“无视国法，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第1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令公众不解的是，这些“黑保安”从何而来，又为何而聚？

    由于王高伟等人宣判前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中国青年报记者只能从其亲属的口中，拼凑出答案。

    在禹州方山镇付家村，王二飞和赵俊杰的父亲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招他们的儿子去北京“干活”的，是该村原村干部付朝新。

    “俺儿去北京前，付朝新就说是招去当小区保安，一点儿没提干截访的事。”王二飞之父说，当时说好的工资是60元一天，“后来出事了，工资也没拿着。”

    在王二飞父亲的印象里，王二飞2012年4月底进京后，只中途为“押人”回来过一趟。他自称儿子“90多斤，没啥力气，也没文化”。两位父亲表示，从未将“押人”跟“违法”扯在一起，只都反复告诫儿子：“千万别动手打人”。

    直到5月2日，王二飞等被警方抓获后，其所从事的“工种”才真相大白。

    但赵俊杰之父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儿子事发前曾打电话回家，口气中隐约透出其从事的工作不那么“见得了光”。“俺儿打电话来说：‘爸，俺想回来，不想干了’。当时俺不知他干的是这（指截访——记者注），要不，死活不能让他干。”另据王二飞之父描述，其子也曾在电话里表示：“俺干的不是个好活，整天都推推搡搡的。”

    在方山镇花石乡孟庄，记者见到了王壮壮的爷爷王书畔。他告诉记者，王壮壮是其舅舅王高伟拉去北京的。“王高伟以前是开客车的，他只说去北京‘跑车、拉人’，没说干截访。”

    王书畔还回忆说，王壮壮中途从北京回家过，还想“拉人一起上班”，但没成功。

    王二飞和赵俊杰之父均认为，其子“是在给政府干活”。

    “付朝新当时就告诉俺，俺儿去做保安是在‘给政府办事’，没啥不放心。”王二飞之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赵俊杰之父也声称，他不相信王高伟跟政府没有关系，“送上访的回来，是你老百姓想送就能送？咋可能？”

    由于付朝新目前在逃，其妻子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询问，只是一再表示付朝新去北京打工，是“给王高伟帮忙的”。“他只负责招人，其他啥都不知道，都是王高伟张罗的。”

    质疑指向禹州信访局主任科员

    在朝阳区人民法院今天做出的（2012）朝刑初字第251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法院确认，北京王四营乡双合村126号院和102号院都是王高伟租的，王高伟是负责人，付朝新给发工资。

    判决书还显示，“黑监狱”的房东证明租房人自称租其院子开公司用，而北京安国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证人则称，王二飞、赵等人均不是该公司员工，公司与上访人员没有关系。

    判决书写道：“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高伟起组织、领导作用，系主犯。”依照《刑法》有关非法拘禁罪的规定，王高伟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但“主犯”这一说法并不能令涉事者满意。早在2012年年底，记者发现有关谁是“黑监狱”“幕后主使”的质疑，在被关上访者和截访者家属间“发酵”，而且日渐变得“有名有姓”。

    在记者赴禹州调查前，宋雪芳、王惠芬、丁新芳、桑淑玲4名被关押者，均在不同场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坚称：“王高伟不是真正的主使者”。

    4人均表示，曾亲自到庭，参与了2012年11月2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法庭的庭审。4人分别单独向中国青年报证实，法庭上，王高伟亲口向法官承认幕后指使者，是禹州市信访局一名白姓官员。

    “法官问王高伟说‘谁让干的’，他说是白中兴让他干的。我们当庭就问：‘为什么不判这些幕后主使？’法官说判不了。”宋雪芳向记者回忆道。她说，由于法庭上无法录音，因此不能提供录音证据，但为证实自己的确曾亲临现场，她向记者出示了法院寄给她的两次开庭的传票。

    记者看到，其中一份传票名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传票》，案由是非法拘禁，事由为开庭，应到地点为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刑一厅，应到时间为2012年11月28日上午9点。传票盖有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公章。

    王惠芬向记者补充道：“当时法官问是谁主使的，王高伟回答禹州的是驻京办白中兴，其他人没有回答。”

    王惠芬也出示了她接到的两张传票，其中11月28日开庭的传票与宋雪芳提供的样式一致，也盖有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公章。

    长葛上访者丁新芳称也曾到庭听审。她向记者回忆：“当时法官先问‘赔偿愿意吗？’王高伟说愿意，其他有些小孩子（指“黑保安”——记者注）不愿意。法官又问谁是主使人，其他小孩子都没有回答，只有王高伟回答了，许昌和长葛的我没记清，禹州的好像是什么兴。”

    桑淑玲回忆说：“法官问，谁主使的，王高伟说是地方信访局驻京的领导，一个叫白中兴的。”

    丁新芳和桑淑玲也向记者出示了2012年11月28日开庭的传票。经记者核对，几人的传票形式一致，公章齐全。

    就这些内容，中国青年报记者试图联系法院求证，但截止发稿，该院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白中兴是谁？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禹州市委群众工作部、禹州市人民政府信访局”的官方网页上看到，一则2012年8月的官方新闻显示，白中兴是禹州市委群众信访工作部主任科员。

    宋雪芳自称认识白中兴，因为“我们禹州市信访局每一个月都有到驻京办值班的人”，白中兴也是值班人员之一，“那个月（指自己被抓的月份——记者注）正好是白中兴值班。”在这位“老访民”的描述中，白中兴是个“白白的、中等个儿”的信访局工作人员。

    她还向记者称，2012年6月份其回到禹州后，曾在公安局门口碰到白中兴。“俺问：‘你当时为什么不来接俺，让不明身份的人把俺们接走，你这个人恁坏。’白回答：‘我能干这事儿？别人让我干的。’”

    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禹州官方的证实。

    中国青年报记者拨打该市信访局党组书记朱子健的手机，但均被挂断。此前在信访局，朱子健曾对记者称，采访须由宣传部人员陪同，不然不会说。

    记者随后联系了禹州市委宣传部，但该部外宣办主任李涛称，还未获悉此判决结果，也没听说过“白中兴是主使人”等说法。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获得的一份2012年12月5日上午朱子健与一位媒体记者的对话录音显示，朱子健承认白中兴为信访局工作人员，但非领导，“在驻京办最长待过几个月”。此外，朱子健在录音中称此前并不认识王高伟等人，也不知道白中兴与王高伟是什么关系。关于王高伟去久敬庄“接人”一事，朱子健表示“要去核实”。“一切等审判后，案情更加明朗后，再做调查处理。”朱子健在录音中称。

    5日，记者持续拨打白中兴的手机，但其手机已处于停机状态。

    本报北京2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