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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新生代劳动者正在成为劳动维权的主力军，他们主张权利积极，权利诉求也较中年劳动者更多、更细、更专业。日前，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北京义联”）公开发布了《劳动维权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在总结了北京义联成立5年来处理的4146个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新生代劳动者的上述维权特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历年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开始，全国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数量明显增加。《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对劳动者利好的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使得劳动维权更具实现的可能，刺激了劳动者的维权意愿。
从2007年成立到2012年10月底，北京义联共处理法律援助申请4146件，为劳动者挽回各项经济损失1.38亿元。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者，北京义联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都尽量提供法律援助，因此，北京义联历年代理的法援案件数量，可以基本反映出劳动者向北京义联提出法援申请的情况。
根据申请的数据，排在第一的是劳动报酬争议，有50.09%的劳动者提出了此项请求，劳动报酬统计项含拖欠工资、克扣工资和加班费。劳动报酬争议排在首位，说明当前劳动者的权利保障仍处于较低水平，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都无法得到尊重和保障。加班费争议在整个劳动报酬争议中所占的比例较高，占该项的一半左右，说明加班却不支付加班工资的现象在劳动用工中较为常见。
排在第二位的是劳动关系相关的争议，有近一半的申请人提出了此类请求。这是因为：一方面，劳动关系之争贯穿劳动争议的始终，其成立是其他许多请求的基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劳动关系争议范围广、种类多，包括确认劳动关系、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其中，涉及未签订劳动合同（含确认劳动关系）的争议占到了劳动关系争议总量的34.21%，离职经济补偿的纠纷占到了劳动关系争议总量的67.61%。这反映出，虽然《劳动合同法》实施已近5年，但企业贯彻落实法律的自觉性仍然较低，非规范用工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排在第三的是社会保险争议，此项争议指未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赔偿、社会保险待遇（工伤待遇除外）争议。由于政策性限制，劳动者一般无法对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进行起诉，只能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36.13%的申请人提出了此项要求，这既说明劳动者对自己的权利有了一定认识，也反映出一种无奈：用人单位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处于弱势的职工在岗期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而日常的行政监督常常是缺位的。
被提出较少的是其他劳动保障争议，如要求未休带薪年休假的赔偿、病假工资、待岗生活费等。此类请求属于劳动争议中比较“前沿”的部分，尤其是主张对带薪年休假的补偿。2008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开始施行，是一项较新的权利。而直到2012年，才开始有较多的申请人尝试此项诉求。
工伤待遇争议，包括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赔偿程序，有13.77%的申请人提出此项请求。虽然仅仅排在第五，但以数据基数来看，这个比例是令人忧心的。遭遇工伤的劳动者比其他劳动争议中的劳动者更加脆弱无助，但所面临的法律程序却更加繁琐复杂。
《劳动维权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在所有的维权项目中，16~29岁的劳动者特点最为突出，多项请求的申请率都高于平均值。这个年龄段的劳动者主张权利十分积极，特别是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社会保险三项的申请率，显著高于平均值。北京义联主任黄乐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提出这三项请求对申请人的法律知识有更高的要求，一个普通人凭朴素的社会观念难以想到主张此类权利。与其他年龄段的情况对比来看，这三项请求的申请率是随年龄增长而递减的，印证了年轻一代劳动者更具有法律知识和权利意识的观点。”
北京义联在维权的过程中曾接触到这样一个案例。王立峰等46人是某全国知名电器销售连锁公司的内保人员，在公司工作多年。今年年初，公司统一使用保安公司人员替换内保人员，要求公司原有的内保人员全部转岗到其他部门。王立峰等人因工资待遇等原因不同意转岗，公司遂采取各种方式变相迫使他们离职，他们要求公司给予一定经济补偿，但公司未予理睬。为了尽快维护权益，王力峰等46人集体行动，在销售门店打横幅请愿示威，并在网络上发布微博、视频，营造社会舆论，最后成功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公司按照工龄给予了经济补偿，总额达120余万元。
“通过与农民工的接触可以感受到，年纪较长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更有认同感，反映到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就更趋于保守、谨慎和安于现状。对于不满30岁的农民工，无论是从外在表现上还是从自我认知上，他们身上的农民色彩都要淡得多。他们在维权过程中表现更为积极、活跃和乐观，有更强的平等意识。”黄乐平认为，对于融入城市生活，他们有更强的渴望。正因为如此，当现实对于这种融合报以否定和排斥时，当不能感受到平等的待遇时，他们的反应更加激烈，不管是积极的方式还是消极的方式。与长辈们相比，他们维权的动机，除了经济压力，更多地掺入了主张权利的因素。
本报记者 桂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