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中国科学院博士生温良剑有一次负责反射板生产的驻厂监督，他“蹭”工厂老板家客厅，打了个地铺。朋友听后总会问他，“连宾馆都不让住，太抠门了吧？”
温良剑供职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组。该团队发现的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的科研成果被国内媒体频频报道，2012年年末，更是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了世界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项目和团队“出名”后，有媒体开始对其科研经费的预算和使用情况起了兴趣，从实验团队对外公开的数据来看：经费预算本来是1.7亿元，科技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六家单位共支持经费1.55亿元，后来追加到1.57亿元。
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大亚湾实验首席科学家王贻芳的解读中，1.57亿元，看起来不少，但相对于这个难度极大、要求极高的工程，却少得不能再少，根据他的预估，“如果国外建设同样的项目，预算至少得乘以3”。
但是，一个上亿元的工程，报销不了博士生的住宿费吗？
有人讲起这样一个细节：大亚湾交通不便，从机场打车到项目所在地的岩洞要400多元，于是包括年逾古稀的总工艺师白景芝在内，大家基本都坐公交车，或自己掏30元搭核电站的班车。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总工程师庄红林笑道：“这很正常，搞科研不‘抠门’怎么行！”
在中国科技界，只要项目沾上了“国际”二字，安排出国开会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大亚湾实验作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合作组成员来自6个国家，一年要开4次国际合作组会议。
然而，这些会议从没有在国外开过，一半以上的会在北京高能所开，为的是节省差旅费和会议场租费。庄红林说，在实验安装高峰期间，会议就在大亚湾实验现场举行。在简易的地面装配大厅布置上借来的桌椅，就组成一个临时的会议场所。
更让人觉得“抠门”的是，开会期间，不是都有饭吃。工程“大管家”、大亚湾实验工程办公室主任刘丽冰说，“每次会期大概一周，上下午连续开会的才给盒饭，不连续开会的，对不起，没有饭。”
听到这里，王贻芳有些坐不住了，他直起身子，说出了之所以这么“抠”的种种考虑：“我们节省,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或者反过来,不是说我有很多钱就可以铺张浪费。你有100块钱,就做好100块钱的事,如果你用100块钱做了90块钱的事,就是浪费了。”
在他看来，钱，看似与科学探索八竿子打不着，却最能体现科学家的素质。
“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科研经费总是相对有限的。用最少的钱、最经济的办法,做最多的事,是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王贻芳说。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刘丽冰所说的，“在高能所，你要是总买全价机票，都不好意思找我来报销。”
如果说日常工作中“细枝末节”的“抠”是一种艰苦，那么在科研、工程上的“精打细算”就是一门学问了。
按照通常地铁隧道的造价标准，“一公里一个亿”。而大亚湾实验工程中建设的是3.1公里长的隧道，外加建造5个数十米高的实验大厅，土建和通用设备部分只花了9000万元。
3倍之差，这样的成本是怎么降下来的？
去年4月中旬，记者曾深入大亚湾核电站实地采访，从实验现场可以看到，在通向实验厅长达3100米的山底隧道里，除了隧道顶部喷涂水泥和石浆外，侧壁基本上都是裸露在外的岩石。
“这可不是偷工减料”，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该项目副经理杨长根看到来访人员不解，便告诉记者，“只要顶部不会有石块掉落，不影响实验结果就行，我们的原则是保证安全，不计外观！”
杨长根还提到一个细节，安装在实验大厅里的探测器钢罐高5.9米，而他们设计的隧道仅仅6米高，保证刚好能通过。“我们也可以图省事，开得高点，但成本也就高了。”
根据实验项目组对外公开的资料，该项目的一切采购项目都会按金额大小实行分级审批，各级审批人从技术、经费、程序等角度严格把关。估价大于5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估价大于60万元的工程严格按政府采购的方法实施采购。
和温良剑一样，王贻芳对这些“常识性的做法”也不愿多说。不过，在他看来，值得圈点的一点在于，这一项目的科学投资全部用在了国内。
说白了，就是对那些技术难度较大、国内企业还没有技术能力生产的项目，实验站通过与厂家开展前期合作研究、联合攻关，实现国产化，不仅大大节省了经费，还发展了技术、提高了企业实力和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在中微子实验中，“钢罐”是探测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证实验的高精度，直径5米、高5米的“钢罐”，主要公差要求小于2毫米，对控制焊接变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中泽重工通过招投标拿下了中心探测器“钢罐”的制造权。为了拿到一个合格的试样，技术人员做了近80次焊接试验。第一台“钢罐”的诞生则耗时一年多，相当于普通产品7倍的工时。广东中泽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洪紫林告诉记者，“我们提升了技术，一些精密设备的单子，以前我们不敢接，现在敢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