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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测谎结论在我国尚未归属于法定直接证据，但根据现有的证据规则，并不影响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将测谎结论作为辅助参考。也正因此，杭州的王立仁把找回457万元欠款的希望寄托在向法院提出的测谎请求上。
欠款罗生门
王的案件缘于熟识好友的起诉还钱。2012年1月，在杭州从事园林绿化工程的王立仁意外地收到一份来自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其熟识的朋友叶某将他告上了法院，讨要欠款457万元。
原来，多年来因工程建设需要，王立仁时常找民间放贷人借款以周转资金，也由此与叶某等人有着长期的经济往来。在王立仁眼里，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所以此次当了被告，令他深感诧异。更让他想不通的是，王立仁说，所涉及到的相关款项早已结清。
叶某此番据以提起诉讼请求的一份关键证据，是王立仁于2009年4月28日签字确认的一纸《借款合同》。
王立仁承认，这份借款合同确实订立过，“作用仅为对方做账需要，并不是有过真实的借款”。王立仁记得，在这份合同订立之前，他陆陆续续向叶某、吴某等人借款并相继予以还清。2009年4月28日，对方提出“要做账”，但借条太多，所以建议他写一张总的凭证。“于是，收回了之前全部的15张借条，同时出具了一份总额为457万元的借款合同和收据”。
在之后超过两年半的时间里，王立仁说，他和叶某之间相安无事，叶某从未提起他有这笔欠款。
如今，明明早已结清的457万元款项，叶某却起诉追讨，王立仁自是感到十分的愤怒：“等于要我还两遍”。但让王疑惑的是，由于欠款已经还清，对方早将借款合同归还，现在又是凭着什么提起诉讼呢？事后，他翻出自己收回的借款合同，方才发现，竟是一张复印件。而对方据以起诉的那份合同，后经认定确属原件。
“将复印件当原件还给我，看来是早有预谋的。”虽然几经沟通交涉，但叶某依然坚持存在这笔欠款。王立仁说，由于对方持有原件，在接下去的诉讼中，他的处境当然不利。
法庭上，叶某对于王立仁的说法均予以否认。他认为王无法证明其已经还款的事实，本案的借款合同原件也不应当由王持有。法院审理后也认为，由于叶某持有的借款合同与收条是原件，且王立仁无法证明相关汇款为还款，故其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2012年9月7日，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王立仁归还457万元欠款并赔偿44万余元违约金。
王立仁不服判决，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提出了对双方测谎的申请。他认为，一审判决的惟一依据，是留在叶某手中的一份借款合同，直到二审，叶某也未能提供双方借款往来的详细原始记录，借款合同在案中只是一份孤证，证明力单薄，据此判决十分牵强。而测谎作为一种高准确率的科学心理测试，可以得出可信度极高的结论，从而有利于查清事实真相。
但是对于测谎请求，杭州中院予以否决。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一二审中对案件情况已作多次陈述，并有案外人陈述及相关书证，对双方当事人无测谎必要，故对王立仁提出的测谎申请不予准许。与此同时，该院认为，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测谎，信得过吗？
2012年11月20日，杭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因不服杭州中院的判决，王立仁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了申诉，并再度提出测谎请求。
其代理律师苑亮在再审申请书中指出，一二审法院在已知本案借款合同并无合同项下的实际打款这一情况下，仍不进一步查证实际借款，甚至法庭上对方当事人对实际借款事实无法陈述时，也不要求其讲清楚，就简单依据一份几乎所有条款都空白的合同下判，显然过于草率。该情形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判事实基本不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当再审的情形。
苑亮同时表示，王立仁在原审期间就提出对各执一词的双方进行测谎，但原审法院却拒绝组织，亦属于应当再审的情形，即“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测谎技术就是指根据实际案情，用事先编好的题目向被测试人提问，使其形成心理刺激，再由仪器记录被测试人的有关生理反应，通过对其生理反应峰值数据的分析，了解被测试人对所提问题“是与否”的对应关系。
据介绍，作为一种高科技的产物，测谎技术最早起源于西方，运用于刑事侦查，后逐渐引入民事审判领域。据公开资料，目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将测谎技术运用于司法领域，美国有36个州认可测谎结论的证据效力，日本最高法院也于1968年在个案裁决中首次认可测谎结论的证据效力。但德国、法国等国家诉讼中明确排除使用测谎结论。
我国对测谎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并首先应用于刑事侦查领域，辅助侦查机关取证。但对将测谎技术引入民事诉讼，其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除了结论的可靠性与可信度，能否作为断案的直接证据，在我国理论和司法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测谎结论作为证据在我国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按照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民事诉讼的证据类型，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视听资料七种证据，并未包括测谎结论。
北京国纲华辰（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加宁律师告诉记者，他亲身代理而经历的一起在上海市高院的测谎断案，使他笃信测谎在民事纠纷案件中的重要作用。在测谎结果并未能作为直接证据可使用的情形下，这种具有科学依据的测试结果，对法官心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法官“能够心中有数，加强和巩固法官在证据复杂或证据不足情况下的逻辑判断”，从而有力地辅助判决，还原事实真相。
多地法院用测谎断案
事实上，尽管证据法上并没有测谎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但在民间借贷纠纷居高不下的浙江，测谎断案早非新鲜事。据了解，近些年来，浙江省内的多个法院，将测谎技术运用于审判实践，利用测谎结论作为辅助证据解决了诸多断案难题，而这类案件几乎清一色的关联民间借贷。
2011年9月，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张先生诉被告吴女士借款120万元不还案。面对双方说法大相径庭、各自提出一些证据又都没有足够证明力的情形，法院委托宁波市公安局测谎室对两人进行测谎。结果，张先生通过测试，而吴女士没有。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参考测谎结果，法院一审判决吴女士归还张先生借款120万元。一度坚持自己观点的吴女士默然服从了判决。
同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一起借款纠纷案，因原告、被告的说法完全相反，且双方都是言之凿凿，法庭由此想到了测谎。根据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心理测试室得出结论，法院判决认定周某已经归还丁某4万元借款。承办法官说，测谎结论结合相关录像、调查笔录，应认为已形成较为严密的证据链。
之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中，就一张收条，一方说借款已经还了，另一方说收条是假的，钱没有还过。法院先后开庭数次审理，但因原被告双方的话矛盾重重，案件未能了断。此后根据测谎形成的心理测试分析意见书，并经过综合分析，法院最终作出了判决。
在嘉兴桐乡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借贷纠纷案件中，法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心理测试（即测谎）。结果表明：原告孙某在有关借款真实性问题的回答中出现“说谎心理反应”，被告黄某未出现“说谎心理反应”。法院认为，心理测试具有科学性，测试结果可以对现有证据的可信度和证明力起印证、加固作用，故予以确认。结合其他证据，法院最后确认原告孙某未向被告黄某出借1万元款项的事实，故判决驳回其起诉。
多个采用过测谎技术的法院法官认为，心理测试虽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证据种类，但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法院委托相关机构作出测试意见，并不违法。测谎结果虽不能单独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但可作为辅助参考。“测谎结论结合其他证据，可以形成更为严密的证据链，证明双方辩称的事实。”
据悉，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心理测试室从2007年起已经接受上海、江苏、浙江等法院委托，为法庭审判提供司法心理测试(测谎鉴定)服务，完成了上百起民事纠纷案件的测谎鉴定。
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吕俊也告诉记者，迄今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中级法院及高院已有可观的在民事诉讼领域应用测谎技术的先例。“尽管不是直接证据，但测谎结果应该能对案件审理起到重要的辅助证据作用。”
目前，王立仁和叶某的这起457万元的借贷纠纷，是否会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的测谎请求会不会得到支持，还有待于上级法院的进一步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