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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跟《中国青年报》结缘是在大学时期。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那时候，一大批老三届同学经历“文革”磨难，都对未来满怀憧憬。校园里，同学们常常聚集在报栏下，“放眼五洲风云，纵论天下大事”。当时“左”的思想还在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而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报》，伴随着震动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报道了中共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热情赞颂“四五运动”，还发表了一系列引领思想解放运动的文章。这在广大青年的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下课同学们就涌到阅览室，争相传阅《中国青年报》，一篇篇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文章，仿佛是鼓荡青春的一股强劲东风。
最令人激动的是文学讨论课，简直就是思想交锋的战场。同学们都把报刊作为获取新信息、新知识的源泉。我们手中拿着各式资料，都少不了从《中国青年报》上抄录的文章。如果有人要引述最新的作品、观点，往往扬起手中的《中国青年报》抄录本，走上讲台高声朗读文段，然后发表演讲，激浊扬清，台下也总是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样的讨论课常常从下午持续到晚上，遇到停电，教室里便会燃起一根根蜡烛——讨论继续进行。闪闪的烛光下，那激情飞扬的《中国青年报》，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至今仍然留在记忆中，让人感动不已。
后来，我到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学校每天有30分钟的读报课，每个班可以自己选订一份报纸。我毫不犹豫地选订了《中国青年报》。我让学生从当天各版中选出自己最喜爱的文章在班上朗读，读完后自由讨论。学生跟我一样，也非常喜欢这份报纸。他们总能够选出最能表现自己青春气质、最能打动他们美好梦想的文章。读报课也延伸到了课余。作文中，常常能看到报道中的事例；交谈中，常常能听到报纸上的语言。老师和家长都觉得这群孩子变了，变得懂事、成熟了；变得眼界开阔了。
之后，我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连年担负高三教学和班主任工作。随着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和学生都意识到，一味地埋头读死书、搞题海战术是不行的。高考要求我们联系生活实际，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中国青年报》，恰是这方面最好的活教材。
高三学生课业很紧，但我和我的学生仍然坚持天天读《中国青年报》，尤其是时评，我把它当做范文来讲，引导学生学习时评的写作方法，扣紧时代脉搏，抒发真情实感；引导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关注和思考现实生活。
从读报，到学习写作，再到关注社会、学会思考，我的高三学生，就这样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伴随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成长，作为教师，我也在不断进步。而《中国青年报》，始终是我和我的学生们思想上最好的向导、学习和工作中的良师益友。
现在，我已经到了将近退休的年龄，学生们却夸我依然年轻，他们说，从我身上依然还能看到年轻人的激情。
我还喜爱着《中国青年报》，并坚持每天阅读，它就像一股强劲的东风，鼓荡着我心中珍藏的青春。
（作者系深圳市宝安第一外国语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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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