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四早上盯着他看

    这在北京算是个好天吧，好歹能看到远处的央视“大裤衩”。

    正月初四早上7点，我家小区外空落落的，一挂鞭炮炸响，路面上红灿灿垃圾一摊，一袭烟尘飘荡。一中年男人在旁边戳着，显然他不是小区里的，要不毁了媳妇的清梦，跪搓板的是他。一个穿橘黄色风衣的环卫工人赶过来，把炮屑扫了。那中年男人转过拐角，又放了一通，环卫工人又扫了。

    放鞭炮是为了炸鬼，但承担成本的是人。这成本不仅是中年男人买鞭炮的花费，更多的是他人被承担的，比如噪音惊美梦，PM2.5制造北京咳，以及环卫工人的劳动和工资，即所谓的社会成本。

    这些年，社会成本似乎总在往上冒，比如交通拥堵，赶饭局成了难事；发货币的权力没有关进笼子里，众人的钱包眼瞧着缩水；官场腐败见钱眼开，办事掏钱没钱就送上红霞。大家痛恨没规矩给自己增加了成本，但谁都想浑水摸鱼捞点好处，而把成本踢给别人。看着红霞祸害了那许多官员幸灾乐祸，但有哪个男人会凛然拒绝红霞的婀娜环绕？早有歌曰“日落西山红霞飞……”

    那中年男人放鞭炮坏了规矩吗？没有。他没在旁人家门口玩，没有在小区里炸，而是在小区外的路面上放鞭炮，那是社会道路，是谁也不管的“公地”。2003年非典时，北京郊区的村民在村口架起了路障，严防城里的盲流来骚扰传毒，因为村子是有主的，不是“公地”。

    谁管“公地”？似乎应该是政府。春节里收到政府的短信，告知五环内除夕到初一全天，及初二到正月十五7点到24点可以放鞭炮。咳，这太温柔了，哪里是禁放告知，明明是挑逗放炮的馋虫嘛。而那个中年男人，是在初四7点之后放的，没犯规，政府管不着。

    虽然我不喜欢放鞭炮，但我坚决维护政府守规矩的做派。这个规矩是2005年9月9日北京市人大立下的，政府必须遵照执行。虽然也许政府也不喜欢，也想明天就废了鞭炮。政府要是不守规矩，一纸公文朝令夕改，那是天大的灾难。

    我至今仍认为，重庆今天的结果，起自2009年的出租车司机罢工，太不给新领导面子了。但无论重庆人做得多么无礼，甚至疑似黑社会，是谁的错就查谁，是谁的罪就判谁。如果企业的头犯了法，抓，但企业是法人，政府给了执照，就要承诺行政许可。政府要想提前收回许可，就得给补偿，还得和企业商量着来——而不能一纸公文就把企业废了，收了，以打黑的名义。

    还是套用那句名言：当他们打黑社会时，我不是，我没有吱声……我有朋友说，看到重庆的做法，他下决心移民了。不吱声，有行动，更绝。

    说起移民令人寒心：富人赚了钱把GDP献给中国，却把污染留给锦绣中华，使我神州资源更紧大地更锈，并累我兄弟姐妹流大汗拿小钱，然后自己跑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最可气的是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他们让中国生产线上的农民工上榜封面人物——用着我中华廉价的物件，却表扬我英勇的工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谁也代表不了，可能许多人还为农民工骄傲呢。

    不知这事是否应骄傲？——深圳卫视2月14日《正午30分》节目播出了一段视频，主持人说：有一个国际友人，他从小就想痛痛快快放一次鞭炮，今年他儿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花了100万元买了5吨鞭炮在湖南燃放，浓烟遮天蔽日……

    尽管主持人也提到了污染，但我不高兴：这算什么国际友人？不远万里跑咱这撒欢，不就有几个钱吗？虽然100万元增加了咱国的内需，但付出的成本忒大，有污染，有工人的危险廉价劳作，还要搭上血和生命，比如2月1日连霍高速义昌大桥被烟花爆竹的炸塌。

    但回头细想，咱这确也没规定不许国际友人来放炮撒欢呀，没限制他只能放5挂鞭炮而不是5吨。如此，政府当然不好下手。但中国舆论，比如深圳卫视，表示点鄙视不为过吧？孬种。鄙视多了，也许能刺激他良心发现。

    说归说，其实，当迎面小区外那个中年男人，我使劲盯着他看，虽然我不高兴，却刻意掩饰我的鄙视。也不过一孬种，我。

    要是中国百姓都不孬，好多事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