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农村产学研结合“卡脖子”难题

    现在看来，陈洪强的政策嗅觉的确很“灵敏”。

    在江苏省科技厅工作了10多年，从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聚焦三农问题时，这位农村处处长就开始在这个领域“发力”，提起每一个有关农业科技的文件都如数家珍。近日，记者随科技部一行到江苏省采访，问及2013年一号文件会有哪些新点子，这个“老政策”不假思索道：“社会化服务。”

    陈洪强的“敏锐”来自两方面，一方面自然是对以往相关政策的把握，另一方面，科技部在江苏省已经试行了将近5年的农村科技服务超市——这种新型社会化服务模式的探索，让他看到了“农民真正用科技武装起来的曙光”。

    走进江苏省姜堰市的科技超市，农药、肥料、种子映入眼帘，超市的农民学堂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研究员袁希汉刚结束课程，与农户们围坐在一起。

    这时，当地农民段巧红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她手里拎着一棵番茄苗，根儿上一片斑黄色叶子清晰可见。“线虫病！”袁希汉接过番茄苗就下了诊断。

    段巧红松了一口气，“来年的收成又有把握了”。她告诉记者，在农村科技超市没开之前，他们家经常“连本带利”的赔，原因就是苗生病了，却不知道去问谁。

    话说回来，在2011年之前，姜堰市农村科技超市还没“开张”前，也有科技特派员和支农专家，但段巧红却经常“找不到人”，用她的话说，“专家又不来我家门口，我去哪里找？”

    这意味着，有了“超市”，就相当于专家们有了固定的“点”。

    更为重要的是，“超市”还稳住了专家的“心”。陈洪强向记者透露，在此之前，所谓的科技特派员或是支农专家的确有不少，但是，“不少人连出高校、院所的门都不愿意，更不要说和农民接触”，说白了，他们没有做这件事的动力和积极性。

    而这一直是农村科技领域产学研结合的“卡脖子”难题。

    那时，政府在这上面投入“不少钱”，但实际效果用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奇的话来说就是“出力不讨好”——专家下不去，农民没科技，农产品要么滞销，要么供不应求。

    事实上，在学界的理论中，政府调控与市场运行也始终存在矛盾：完全的政府调控容易导致政府大包大揽，造成效率低下；而完全的市场调控，由于资本的趋利属性，会导致资本过度向城市集中，使得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吃亏的总是农民，还有农村、农业的发展。

    反观江苏这次“政府没投入一分钱”的探索中，则是尝试用“第三条道路”来调和这一矛盾，即政府、市场之外的社会化道路。

    李奇说，在这次探索中，政府退居后面“垂帘听政”，所有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分店均由当地龙头企业牵头建立，政府不投入，只负责政策引导。而在选择分店店长的时候，既要保证企业的持续盈利，还要保证科技惠农。政府的角色是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后续考核。

    具体来说，企业出资金和种苗，这边邀请专家来培育高科技产品，那边吸引农民入伙出劳动力和土地，这样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专家们以前发愁的“中试”环节有人出资埋单了，农民之前担心的“没有科技含量的粮食不赚大钱”也开始有了转机，企业老板则在更高的科技含量和更多的农民入伙前提下做大做强企业。

    江苏省科技厅的预期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吸引人才和科技回流农村。

    这已经渐渐成为现实。用连云港市东海县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分店店长钱振权的话来说，这一模式为当地花农带来了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理顺了供销渠道，集成了原种和配套资材的供应、技术指导与服务、培训与示范以及市场开发等生产各类要素于一体，为花农提供“一条龙”服务；二是逐步改变了当地花农的种植理念，提升了花农的专业水平。

    按照钱振权的说法，在日常的运营中，东海分店除了为当地农户直供比其他渠道便宜15%～20%的原种外，更提供技术跟踪服务。10名技术人员常年定期开展现场示范教学和专题讲座培训，以保证花农们的种植知识和技术跟得上市场的需求。

    如今，54岁的种植户周正标所在的双店镇1.2万亩的基地几乎全部种上了百合花，带动600余户农户，农户增收方面更是“了不得”，周正标告诉记者可以达到800多万。

    “主要还是规模效益。”钱振全说，整个产业链打通之后，农户直接对接市场，流通的成本也在降低。

    按照江苏省科技厅的统计，目前，江苏省已建成“科技服务超市”215家，遍及全省13个省辖市，涉及家禽、果蔬、水产、花卉、蚕桑等农副产品的种养、生产和加工点，科技特派员队伍超过2000人，转化应用新成果593项，组织咨询培训3300多场次，服务农民2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