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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自2001年1月12日组建“新世纪高职教材编委会”，启动高职教材建设以来，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高职教材建设从零起步，走过了整整12年的艰难历程。如今，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高职教材建设的成果在广大高职院校中已口碑相传，目前市场认同度与品牌影响力非常高，高职教材年发行量突破500万册、码洋过亿。
是什么使一个远离文化中心城市的大学出版社能在数百家出版社、数千家文化公司激烈竞争的高职教材市场中脱颖而出呢？
是理想、追求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使然。
理想缘起
1999年，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投身于高职教材建设事业，并且执着挺进，坚持至今。
“刚开始时，高职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是什么，高职教材与普通本科教材如何区分，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金英伟社长说：“但我们看到，高职教育是我国未来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投身高职教材建设是一个前途无限的事业。”正确的认识让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经营班子坚定了信心，他们决定，把高职教材开发作为本社的一个战略方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最先起步的是与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共同组织的高职会计专业系列教材的出版合作。当时高职教育刚刚起步，由单一院校组织系列教材品牌建设的条件还不成熟，在次年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组织的教材审稿会上，编写水平参差不齐问题相当明显。会后，大工社与广西财专就组建校际合作的编委会，推动高职教材品牌化、系列化建设事宜达成了共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联络，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共同发起的“新世纪高职教材编委会”，于2001年正式成立，拉开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高职教材建设的序幕。
与许多业界同行不同的是，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介入高职教材市场，首先看到的不是它的商机，而是高等职业教育对整个高等教育改革的巨大推进意义。这一心迹，在他们于2001年完成并一直沿用至今的高职教材总序中可以得到印证：
“高等职业教育的崛起，既是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结果，也是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阶段性表征。它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极大地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进程。作为一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它从专科层次起步，进而应用本科教育、应用硕士教育、应用博士教育……当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渠道贯通之时，也就是我们迎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成功之日。”
对高职教育之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及其变革深远意义的认识，是促使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积极投身于高职教材建设的最初动因。同时，他们还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推动高职教育变革的进程，单凭对高职教育的深刻理解与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先进力量，才能对高职教育变革起到推动作用。出版社不是高职院校，只有通过教材建设，对高职教育变革的推动作用才可能得到发挥。那么，怎样才能做好高职教材，让自己的教材在高职教育变革的进程中发挥推动作用呢？
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做好教材的方法。他们发现，以往市场上好教材难觅踪影的原因有二：一是所用非人。譬如高职教材，只有由高职一线教师来建设，才有可能做到恰到好处，若换成非高职教师来做，无论其专业水平多高，要想做到极致也是无可能的。二是一次性就将高职教材做好的可能性是极小的。高职教材必须经历从编写、使用到修订完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持续推进的过程，才能逐步趋于完善、臻于极致。这一认识，随后由他们概括为教材建设理念：“所谓教材建设，就是建立在教学实践基础上的教材的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
这是一个能将每种教材都做成经典范本的有效方法。当时的高职教师大多缺乏编写教材的经验，许多出版社为规避风险，宁可找本科院校教授，也不愿担高职教师编写教材的风险。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却始终坚信自己的理念，并用这一理念做出了一批批令人刮目相看的颇具特色的高职教材。2002年1月推出的第一批教材中的《新编大学语文》，就彻底打破了传统语文教材“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赏析”的一贯路径，而代之以“口语表达”、“文字表述”、“文献阅读”、“文学欣赏”的全新模块式架构，将教学重点转移到语言文字应用方面，强化了语文教学的实用性。同年7月推出的《新编计算机文化基础》率先采用了任务式模式设计，打破了教材架构上的章节式传统。上述两种教材自2002年相继推出以来，已分别完成了第六版和第七版修订，累计发行量都在10万册以上。运用这一理念完成的会计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等诸多系列高职教材的品牌特色，已获得了多数高职院校广大师生的普遍认同。会计专业系列教材自2002年陆续推出以来，已完成第六版修订，累计发行量600余万册；商务英语专业系列教材自2004年陆续推出以来，也已经完成了第五版修订，累计发行量超过400万册。
2004年10月于武汉举办的大学图书订货会上，《中国图书商报》对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建设思路及其运作模式作了专题采访。通过十几年的不间断努力，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公共基础类、各专业类共80多个系列、1000余种深受全国用户好评的高职教材。2006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首度申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类），就获批46种，按种数排名位列全国第七；2007年参评国家级精品教材（高职类），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入选10种，按种数排名位列全国第三（全国仅入选63种）；2007年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增补后，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入选种数又增至近百种，占当时已出版教材总数的25%，入选比率位居全国出版社前列。
追求卓越
推动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高职教材建设的主体部门是高职教育出版中心。与许多出版社不同的是，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此前既没有过中专教材出版，也没有过大专教材出版的基础，是真正的“从零起步”。
这个最初仅由3人组成的高职教育出版中心，如今已经成长为拥有近60名员工和谐向上、追求卓越发展的事业型团队。
在团队建立之初，他们就为自己确立了卓越发展的追求目标：
（1）以推动高职教育发展为己任，通过推动高职教材建设推动高职教育发展；
（2）在出版行业创造一种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模式。
这个团队最为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们不仅拥有对高职教育改革颇具前瞻性意义的深刻认识，不仅为推动高职教材建设创新了教材建设理念，而且还能将这些创新理念、创新认识作为理想追求，有效地整合到自己的事业目标中，并肯于为这一目标矢志不渝地持久付出。
拥有一个和谐向上、满怀激情的推动高职教材建设的优秀团队，是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从来不乏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基础。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组建“新世纪高职教材编委会”的最初动因，是想联合部分财经类院校，率先推进财经类高职教材的建设。但在2001年召开编委会成立大会时，应邀或闻讯前来参会的院校已远远超出了预定的范围。在与会的30余所高职院校中，非财经类高职院校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些高职院校也是受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对高职教育认知及教材建设理念的影响，主动要求加盟编委会的。他们同样苦于没有合适的教材，启动自己专业教材建设的愿望同样强烈。尽管加盟编委会的院校已多达30余所，但要多个专业同时启动教材建设，力量还远远不够。于是，作为“新世纪高职教材编委会”推动者的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在同各成员院校协商后，决定暂缓启动具体专业的教材建设，继续征集加盟院校。至2001年6月，加盟的院校已增至60余所，翌年又迅速扩增至200余所。
采用由出版社主导、高职院校集体加盟的形式，组建如此规模的教材建设编委会，在当时的教材建设史上可能还没有先例。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缘何要如此运作，又凭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呢？
那时，高职教育还处于创建的初期阶段，许多高职院校的管理者及教师对高职教育还缺乏足够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的专科教育中醒悟过来，教材编写的经验相对不足，单一院校独自承担教材建设的能力更是捉襟见肘。因此，由院校集体加盟，选派各自的精兵强将，共同探讨高职教材的特色建设，以确保教材建设的健康运行是至关重要的。在历经十几年高职教育改革探索后的今天看来，如此庞大的编委会存在的必要性已日趋弱化，但在当时却是高职教材建设水平的必要保证。
另一方面，在高职教材建设力量相对薄弱、各高职院校都迫切渴望能有适合高职教育特色的教材早日问世，以推动高职教育改革进程的大环境下，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能够对高职教育有如此明确、如此超前的认识，并能同时给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思路，愿意带领大家共同推动高职教材建设，其感召力、凝聚力是可想而知的。当时许多高职院校管理者在听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理念和追求后都深有感触，“功德无量”这句话，在不同场合不知被重复过多少次。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在追求自己理想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也着实令人动容。为满足各高职院校特色教材建设的需要，让更多更好的高职教材早日问世，他们宁可忍受连续6年无盈利回报，却始终没有放缓高职教材建设的脚步。当时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高职教育出版中心人手尚少，亟待推出的高职教材却越来越多，如果不控制节奏，新出版的教材来不及投放市场，就会造成库存积压、摊高成本。但是，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没有计较眼前的利益得失，一心想的就是加速推动高职教材建设的进程。这种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状况，直到2007年才开始出现转机，持续6年的教材品种累积，终于抵挡住了新出版教材的库存压力，结束了多年无盈利回报的历史。
这是大连理工出版人不以营利为第一目标，而以推动高职教育改革为己任、追求卓越发展的真实写照。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在推进高职教材建设的进程中，不仅不以营利为首要目标，更有一份让利于人的广阔胸襟。大连理工出版人都清楚地知道，要想顺畅地推动高职教材建设的循环过程，仅有出版主体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教材编写主体的热忱参与，有市场主体的积极推进，有用户主体的使用和信息反馈。在这四个不可或缺的教材建设主体中，出版主体是推动教材建设的主导力量。唯有出版主体胸襟广阔，才能凝聚、感召、影响其他三个主体的参与和投入。在利益分配的分寸难于准确度量时，唯有出版主体让利于人，才能确保其他主体参与教材建设的积极性。
宁可自己多吃亏，也不让别人受委屈，也是大连理工出版人在激烈竞争的高职教材市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由于大连理工出版人如此做人、如此做事，也由于大连理工出版人如此执着的目标追求，影响、感染了高职教材建设过程中的许多合作主体，这些主体也都愿意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在2004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同时启动公共英语系列、商务英语系列教材建设，满足秋季教材供应出现危局时，全国合作院校的教师们纷纷响应召唤，前往驰援，对秋季要投入使用的17种教材集体整改，不分彼此，不计名利，昼夜苦战。期间平均每天来帮忙的高职教师不少于30人。这些教师与出版社员工通力合作，最终确保了秋季教材全部按时到位。
追求卓越，一直是大连理工出版人自我定位的目标。
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一直以推动高职教育发展为己任，通过推动高职教材建设推动高职教育发展，是他们矢志不渝的追求。他们始终将这样的追求，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他们有一种说法：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种“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既不断地鼓舞着自己，也不断地鼓舞着他人。许多与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合作过的主体，不论是教材编写主体，还是市场主体，抑或是用户主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目标追求当成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共同事业。
大连理工出版人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高职教育的崛起，是高等教育改革以来最具本质意义的重要成果，它最终必然会改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他们同时还能清楚地意识到，为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去努力、去付出，是值得的。
作为一个出版主体，作为一个商人，在大多数竞争者都将利润最大化当作首要目标来追求的当今社会，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却能自觉地将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并将这种责任与自己的事业目标融为一体，十几年来持之以恒，除了责任感、使命感外，别无解释。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之所以能如此义无反顾，是源于他们的自信。作为一个出版单位，能在十几年前，在高职教育还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将高职教育发展的未来看得如此透彻、如此肯定，绝非偶然。这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缺乏超凡脱俗的认知能力、坚忍不拔的行动能力和追求卓越的满怀激情。
他们创新的教材建设理念，不仅为自己找到了能将每种教材都做成经典范本的有效方法，也影响了所有愿意认真为高职教材建设竭诚努力的业界同仁。据了解，选择高职院校一线教师编写高职教材，自2003年以后，才逐渐成为通行做法。正是由于他们的率先行动，使人们看到了这一做法的可行性，教材建设才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可以操作的运行模式。他们于3年前就开始推动的构建专业课程体系整体解决方案的尝试，其目的就是要探索高职教育彻底变革的有效途径，无论成败，其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都足以令人感叹。
通常的教材出版主体，大都是依赖教材编写主体，即依赖作者提供教材编写思路，制定编写框架，把控编写过程。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更倾向于在承认作者能力、尊重作者专业认知的前提下，在宏观架构方面、在整合正确思路方面为作者提供一些创新认识和原则指导，在教材建设方向上、在合作意识上对作者施加一些有益的影响。当早期许多高职教师对高职教育还没有形成清晰认识、对高职教材建设的意义还不甚明了时，是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给了他们令人信服的理念和思路；那些与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有过深入接触或合作的数以百计的高职院校管理者，很少有不为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创新认识、创新理念、创新能力及执着追求的精神所折服的。下面这段话，是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写给某位德高望重的专业系列教材建设领军者函件中的部分内容：
“科学的专业课程体系，必须同时具备下述几项功能：
一是必须承载明确的专业培养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在此前的沟通与研讨过程中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如何将这一共识渗透到项目建设的每一个子项目中，以确保最终成果能够有效承载已经形成共识的目标预期。
二是必须体现教学方法的有效性。这里所说的教学方法，不仅是从方法论角度考虑的微观技巧或心理学范畴的体验关照，而且更是从宏观意义上考虑的基于整体架构设计的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实现。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认知规律问题，这就是近年来倡导的学中做、做中学的真谛所在。
三是必须具有广义上的完备性。如前所述，课程建设是教学建设的基本建设，而教材建设，则是支撑课程建设的载体。因此，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必然结果。但它与狭义上理解的以纸介质为载体的教材建设已不可同日而语。广义上的教材建设是教、学、做密切相关的立体化建设，而用于教学过程的教材建设，理应是、而且必须是经典之作。以往一切被泛化了的不能有效支撑教学过程的教材建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材建设，与之相应的一流抑或更高评价的标准也必然会相形见绌。这不是我们所要的结果。而只有具备了经典性、完备性要求的没有疑惑、没有异议的专业课程体系，才能称之为科学的专业课程体系，也才能与我们预期的目标追求相匹配。
四是必须符合普适性要求。一个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仅仅能够满足个别或少数院校的教学要求，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也很难说明其科学性。这是因为，专业的确立大都是以共性原则为基础的。而且，缺乏普适性的个案建设即便能够达成预定目标，也往往是以非常规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因此，构建符合普适性要求的专业课程体系，全面推动教学改革的完成，才是我们推动这次项目建设的最终目的。”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及广阔胸襟，还表现在他们对教材建设所有主体一视同仁的关爱和体恤上。他们对所有合作主体的坦诚和友好，也很值得称道。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们为地震中受灾的高职院校捐赠教材近130万码洋，很多灾区学生都用到了免费教材，在伤痛之余感受到了一丝来自远方的暖意；历年来，他们累计捐赠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的图书超过600万码洋。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也同样表现在他们对同行尊重、友善的态度上。他们一直认为，推动高职教材建设，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仅靠少数高职院校、少数出版社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有更多的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推动。他们从不吝将自己积累的教材建设的认识、经验、成果与同行分享，他们始终认为一切愿意推动高职教育变革、推动高职教材建设的主体都是同道和朋友，他们一直主张公平竞争、友善竞争，而反对相互攻讦、心存妒忌。
从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这12年来所走过的高职教材建设的探索之路，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出版人的良知，一个中国出版人不达目的决不止步的顽强意志，一个中国出版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没有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就不会有对高职教材建设的满怀激情，就不会有如此明确的远见卓识，就不会有十几年如一日的执着追求，就不会忍受长达6年之久无盈利回报的困苦而甘之如饴，更不会有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让利于人所换来的强大凝聚力与感召力。
愿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所有理想都能实现，所有追求都能开花结果；愿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能够融化利欲坚冰，像春风拂过大地。
（潘弘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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