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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稍有提升，但与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幸福感数据有所下降。这是2月27日出炉的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3年度报告中透露的信息。这项报告是对全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的2011名农民工进行电话调查后得出的。
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67.9分，较2011年的65.9分有所上升。但在具体幸福感分类上，提升的主要是生活水平、健康状况等生存需求的满足感，而在社会参与、社会地位幸福感方面，数据出现了不小的下降：社会参与幸福感仅为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社会地位幸福感51.5分，较2011年下降4分左右。大多数农民工对因为社交缺失带来的自身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下降感到失望。
“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更关注农民工的生存感受。”报告主要分析者、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胡平说，这已经是人大心理学系与致力于服务农民工的公益网站工众网第二次联合进行的调研，“最终目的，是想为改善城市阶层差异、改善农民工生存感受提供依据”。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城镇化是最大的问题之一，而如何让农民成为市民则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现在，政府已经不能仅仅保障农民工的物质生活，农民工不仅要吃饭，还希望社会参与、需要精神方面的保障。”看完报告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说。
王俊秀认为，按照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理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但此次调查结果表明，政府已经不能按这样的顺序，一层一层地满足农民工的需求了。现在，农民工把几层的需求同时提出来了。”王俊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尤其是社会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工幸福感高低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教授则用“非常高兴”和“更加担忧”来分析报告中的几组数据。
“整体幸福感提升、81%农民工对未来有信心，这说明虽然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仍然艰辛，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乐观、积极心态。”叶裕民告诉记者。
另外一组数据也让叶裕民看到让农民工更加幸福的可能。报告显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五种学历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指数依次为61.6、66.4、68.2、71.5、72.3，呈现依次上升状态。“这说明教育还是对农民工起到正向引导作用的，要构筑农民工上升通道，最重要的还是教育，只要教育铺开，农民工就可能会更幸福。”叶裕民说。
另外一组数据也让人欣慰。在年龄与幸福感关系的调查中，胡平发现，年龄越低，幸福感越高，尤其是，16岁到2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幸福感为68.1，高于年长者。
“但整个报告看下来，我还是担忧多于欣慰。”叶裕民说，总的来说，农民工的幸福感虽然略有提升，但并没有重大改观，而且在社会阶层上，分离更加严重，农民工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满意度比原来更低。
尤其在社会参与、社会地位等几项与社会环境有较大关系的幸福感数据中，全都为50多分，“全部不及格”。“他们很努力，但在社会参与感、美好未来的可能上，显得又无能为力，社会没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叶裕民说。
社会关系层面的失落，使得农民工的负面情绪增加，这也令学者担忧。超过40%农民工感到对生活、社会、工作无能为力，而在各个年龄阶段的农民工中，经常有负面情绪的比例均超过50%。
叶裕民认为，不论是城市的政府或社会，现在对农民工的发展都不够重视，“尤其是一些大城市，没有很好地担起责任”。报告中关于20个主要用工城市幸福感的排名显示，农民工幸福感高低与城市经济发达程度并无直接关联，相反，北京、广州、深圳、温州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排名垫底。
在农民工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南京以71.7分居首，紧随其后的为青岛、武汉、成都、泉州。而经济状况更好的几个城市，排名均靠后，上海位列第十。“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究竟是因为大城市管理者忽视了农民工的幸福，还是因为在经济越发达的地方生活反差越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健敏说。
帮农民工扩大社交网络，增加社会参与度，被视为改善农民工生存感受的重要手段。报告数据显示，交朋友容易的农民工比交朋友不容易的农民工幸福感高出不少。
“收入高不一定幸福感高，人是社会的动物，表面上看，农民工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其实他们中很多人更看重情感、社交的需求。”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策划者、工众网总裁李久鑫说。几年来，工众网无偿为打工者搭建“打工朋友圈”，并致力于帮他们获得其他工友的帮助，提升其社会融入感和参与感，“效果很明显”。
关注农民工的生存感受、阶层意识、社会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创造条件倡导和正向激励农民工参与社会——这是报告发布方在报告中对政府和社会各界提出的建议。“这样才能真正让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工作得更有尊严、更体面。”胡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