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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2013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湖南张家界、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景区黄牌警告，督促三者在“向公众科普地球科学知识”等方面整改，否则“世界地质公园”的金字招牌将被摘下。与此机制类似，世界遗产也有警告和除名机制。不断发生的黄牌警告事件，也提醒着国内管理者，“世界遗产”这样的牌子，并不只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责任。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内容上体现了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的新趋势，这一点笔者在前文中已进行了阐述。但这份名单给我们的启迪不止于此。从遗产保护实践的角度而言，这份新名单也体现了国家文物局关于遗产“动态管理”的精神和思路。在正式“通知”的第二条，国家文物局明确指出：“对《预备名单》实施动态管理。预备名单项目如因保护管理不善，致使遗产价值受到损害，我局将酌情予以警示，或将其从《预备名单》中除名。”
“除名”这两个字，在2006年的预备名单文件中出现过，但并未引起遗产管理单位的足够重视。在此次的新名单中，有一些原在名单中的遗产落选，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其结果也显示出文物局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启动了一种“动态机制”。可以想见，由此开始，世界遗产的监测和监督工作会逐渐增强。
这种动态管理机制的形成，与世界遗产组织近年来对一些不符合标准的世界遗产进行除名的行动有关。2007年6月，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取消，原因是该国政府为了开采石油占去近九成的面积；2009年，德国德累斯顿新建的一座大桥由于被认为破坏了易北河谷的文化景观，经多次警告后依旧建造，而被取消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号。这两个例子，表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来被认为形同虚设的“除名”机制不再沉默，他们动真格的了。
这不免令我国的不少遗产地心惊胆战，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多次警告我们的遗产地管理机构。2007年，包括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在内的多项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虽然其中一些是由于我国的文物保护和修复理念没有被西方主流学界认知而造成的误读，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不良的管理、无序的旅游开发等对遗产本体及其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
遗产除名，从最高层级的世界遗产开始，不等于就停止于世界遗产，对国内其他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或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来说，也是一个督促和警示。在享有一个名号所带来的利益和荣誉的同时，也必须用实际措施捍卫这个名号的价值。但有一些地方的遗产单位，只看到了荣誉带来的经济价值，以“建设”和“开发”这样的词语为工作的主导思想，偏离了设立遗产名单的初衷。有些城市，本有非常好的古迹遗址资源，却要大动干戈，拆旧改新，说轻了是让纳税人花了冤枉钱，说重了是挖了历史的根基。
在一些政府官员利用遗产大做畸形文章的同时，公众普遍对遗产的低认知、低认同也令人深感忧虑。在去年“世界遗产公约”诞生4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中，“公众参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通过世界遗产数十年的发展，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普通民众的认知、理解、支持和参与，是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力量之一。遗产归根结底，不是政府的遗产，也不是专家学者的遗产，而是民众的遗产。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国家文物局每年进行的调查中，还是媒体不断曝光的新闻中，我国的普通民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都亟待提升。前几日，微博上有网友曝光，一名自称为“梁齐齐”的游客，在故宫太和殿广场的铜缸上刻下“到此一游”的文字，引发了人们的愤慨。
这个事件又一次告诫我们，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人的遗产。实际上，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国家文物局，所采取的黄牌和除名机制，在根本上也是希望杜绝人为层面对遗产的破坏。从这一点上说，世界遗产存在的意义就更为深远，因为它是一种历史道德的塑造，也是一种对人的行为的理性约束。
燕海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