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在这里生活近60年了，舍不得离开熟悉的环境，所以选择在社区开设的托老所养老”。今年87岁高龄的田淑明说。
从20岁参加工作到退休，田淑明和家人一直居住在北京市羊坊店路中国有色金属工程设计研究院家属院。在她心里，再好的养老院也比不上自家院里踏实。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在自己熟悉的社区中养老，因此，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也决定了许多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那么，社区繁多的北京在社区养老方面做得如何呢？有何需要完善的地方？
社区养老受老年人青睐
退休后的田淑明在入住社区托老所之前，选择的是在单位分的房子里居家养老，随着子女相继成家立业出去生活，无人照顾的她选择了聘请保姆。“子女有了自己的家，老伴儿也去世多年，家里就剩下我，平时做饭、家务活儿都靠保姆”。田淑明告诉记者，但由于保姆每年春节都要回家，加上保姆本身护理水平有限，所以自从社区开设了托老所后，田淑明便辞退保姆凭借社区托老所养老。
“子女休息的时候便接我回家，这样省去他们24小时照顾我，我也不用离开小区到养老院，社区养老对我和子女来说都非常方便。”田淑明说。
与田淑明一样，王老伯夫妇也是中国有色金属工程设计研究院的老职工，由于王老伯的爱人身体不好，子女又不在身边，85岁的他无力照料老伴儿，因此，他将老伴儿送入社区托老所请专业护理人员看护。“因为在同一个社区里面，我每天都能在托老所陪着老伴儿输液，在这里吃完饭再回家休息，第二天再过来。”王老伯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60岁以上户籍老人达235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18.7%，65岁以上常住老人达170.9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空巢老人’或者高龄老人靠过去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不能保障日常生活，需要调动社区周围的一些资源替补家庭资源的不足，社区养老成为老年人安度晚年的一种养老途径。”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恺悌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社区养老起到一个“蓄水池”的作用。“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老年人在很短的时间内都送到养老机构里面，何况机构养老也不能替代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张恺悌说。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和平家园社区也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老社区。“居住在和平家园社区里的老年人有5000多名，80岁以上老人就有700多名，其中包括很多“空巢老人”，所以我们的养老院还兼有对社区和居家养老的服务职能。”将养老院开设在该社区内的寸草春晖养老院院长王小龙说。
入住在该养老院的老年人多数是本社区或附近社区的老人，他们选择在这里养老，一方面是对这里的环境熟悉，另一方面是方便子女随时探望。
生活在和平家园社区的赵献春今年92岁了，子女都在国外工作，难以照顾她，而居家养老的传统观念使得她不愿意到较远的养老院，开在家门口的养老院给她提供了熟悉的养老居所。
“社区就像一个虚拟的养老院一样，我们的模式就是实体养老院和虚拟养老院结合，形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入住养老院的主要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王小龙说。
王小龙所说的社区养老服务，主要是为社区里的老人提供就餐。为了让社区里的老人知道当天的菜谱，寸草春晖养老院在外墙的醒目位置安装了电子显示屏。“每天准时公示养老院三餐的菜谱，跟入住的老人一样，小区的老人也可以根据个人喜爱按照每顿15元的标准，自行选择来养老院就餐。”王小龙说。
居住在和平家园社区的鲁老伯告诉记者，自己跟老伴儿经常来养老院用餐，在小区里吃完饭散步就回到家了，子女可以安心工作，完全不用为他们吃饭的事情担忧。
在张恺悌看来，养老院开在社区能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居住在和平家园社区的孙继光夫妇年龄都近80岁了，唯一的儿子在2008年患急性白血病去世后，老两口成为失独老人。“我们有自理能力，没有入住社区养老院，但社区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来探望我们，为我们做一些家务，陪我们说一些宽慰的话。”孙继光说。
社区养老难在哪儿
“社区养老服务是老年人通过社区帮助在家养老。”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养老服务处处长宋学懂告诉记者。他介绍，北京市政府2009年提出了9064的养老服务总体发展目标和分步实施任务，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养老服务，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为了推动社区养老居家服务的发展，北京市在2010年出台了《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建立了养老助残券服务制度、同时要求社区（村）设立老年餐桌、社区（村）托老所等设施。
“《办法》的出台使养老服务更具备市场色彩了，社区帮助的主体是市场，即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培育引导社会力量开发养老服务产品，包括家政、护理、社区托老服务。”宋学懂说。
在他看来，在北京二环内开办一个养老机构的话，投资一个床位就需要20万元，包括批地、拆迁、盖楼等一系列成本。但社区照料床位只需要较少的引导性资金投入，引导社会力量租用民房或商业用房，用以成立社区养老平台，因此，6%的社区养老服务将形成一个产业。
但在多数社区托老所的经营者看来，开办一个社区托老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期间要面临选择房屋、交付高昂租金等诸多难题。
“我们的托老所仅有5张床位，社区很多想入住的老年人需要排队。”天下椿萱老年看护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徐永英告诉记者，公司目前只在羊坊店路中国有色金属工程设计研究院家属院开设了社区托老所。
“设计院为了解决职工养老问题，免费在社区给我们提供了100平方米的房屋作托老所，公司在其他社区采取的是服务站的形式，电话预约服务人员上门服务，不具备开设托老所的条件。”徐永英说。
据媒体报道，北京一些社区内的很多托老所未能正常运转，有的形同虚设，有的挪作他用，原因在于经营者无力承担高昂的房屋租金，以及缺乏专业护理人员。
寸草春晖养老院院长王小龙告诉记者，“养老院每年仅房租一项就需100万元，房租和员工成本支出占到了养老院每月固定支出的80%，目前，寸草春晖养老院有100个床位，收费一般在2000~2500元/月。要实现收支平衡，入住老人要在85人左右，即使在满员的情况下，养老院也需要6年才能收回成本。”
与王小龙感叹租金高不同，负责经营松龄爱老家园的翟长宝，在2011年时为了扩大托老所规模而苦苦寻觅了很多地方。据他介绍，现在在北京找一个两三居室的房间不难，但是要找到200平方米以上、价格地点都合适的地方非常难。“房屋难找、租金高是民办社区托老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多位社区托老所经营者告诉记者。
“社区养老用地难的问题，提醒我们在发展新社区的时候，应事先预留出来为老年人服务的空间，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扶持民间力量开办社区托老服务。”张恺悌呼吁。
社区养老政策亟待完善
在宋学懂看来，当前北京市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市场刚刚形成，养老服务政策还不完善，养老服务人员的职业队伍也没有列入国家劳动行业类别当中。
一些社区托老所经营者说，养老职业队伍没有列入国家劳动行业类别，他们的社区托老所处在“无名无份”的尴尬境地。
“我们现在没有名份，民政部规定30个床位以上的才给发执照，但是我们社区托老所很少能到30个床位以上，因为很难在社区找到那么大的场地去办托老所。”翟长宝此前对媒体表示。
“没有执照的最大影响就是无法得到国家给予养老机构的各种补贴，而这些补贴对于利润较低的养老服务业来说至关重要。”天下椿萱老年看护服务（北京）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徐永英说。
宋学懂也告诉记者，北京市5030家托老所是和所属街道（乡镇）主管部门以签约的形式成立的，关于托老所的管理办法还处于空白，由哪个部门为托老所办证也不明确，使得托老所无法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
“目前能做的是依据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来进行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开展社区托老所，尽快解决托老所资质问题。”宋学懂说。
据记者了解，除了托老所资质尚未解决，社区托老所的管理办法以及扶持办法也没有正式出台。此外，社区托老所护理服务规范的标准也没有制定。对此，张恺悌表示，“这需要民政、卫生、人力和社保、工商等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制定”。据宋学懂透露，有关部门将在2013年上半年解决托老所面临的注册、管理、标准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还了解到，一些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面临着养老服务设施流失的问题。一些新建小区在设计时有养老用房，这些用房需要由政府出资回购，但政府每年没有预算回购，导致后期开发商将养老用房变成其他的社区公共设施。
一些研究人士表示，我国虽然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但政府没有把养老服务纳入经济领域进行改革，影响了养老服务市场的形成，没有针对老年人服务的经济政策，是制约养老产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我们鼓励市场化运作，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都有经济来源，无论是福利性养老金还是退休金，养老金理应用来购买养老服务，只有大家都去购买养老服务产品，养老服务市场才能够成形，养老服务产业才能形成，进而培养出大批的专业养老服务队伍。”宋学懂告诉记者。
从事社区养老服务的经营者呼吁，他们期盼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减免税费、给予补贴、提供免费职业培训等措施，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带动社区养老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本报记者 郝帅 实习生 宁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