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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说，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并且还特意强调，这个数字已经连续4年下降。
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就表示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越过了贫富差距合理的警戒线。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政府工作报告对收入分配改革作出重要表述，成为两会中热议的焦点话题。
近几年，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一直高度关注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作为长期致力于推动民生研究的学者，郑功成还兼具国家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等多个可以直接参与立法与相关政策制定过程的身份。在过去差不多10年里，他专门到过10多个省区和多家企业做过收入分配调研，深切感受到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居民收入尤其是普通居民与一线劳动者的收入偏低状况亟待改变，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亟待调整，一些领域收入分配秩序失范现象亟待规范。
加之当前的收入分配不透明、缺乏稳定安全预期，进一步放大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与不安全感，带来了焦虑，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被不安与焦虑放大了的，不全面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已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这些调研成果，连同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建议，郑功成曾多次提交给决策层。
今年春节前，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人社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而郑功成的一些建议，已被这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所吸纳。
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专访郑功成代表，请他详细解读收入分配改革如何细化，探讨下一步的改革路径。
收入分配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大调整
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失衡格局，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低、群体差距大、分配秩序失范。郑功成认为，这是多年一果、多因一果。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改革的总策略。而且改革不能小修小补，而是要做出重大调整，有的措施甚至是需要做出方向性的调整，进而重塑长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郑功成说，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发出强烈信号，未来应该是公正分配、规范分配、合理分享、共同富裕。“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是对现实利益格局的大调整。”郑功成说，“只有这样，才能加快促进财富分配格局走向公正与规范，才能被公众所接受。”
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在哪个环节着力？郑功成认为，需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等环节上多管齐下，以促进第三次分配。 郑功成的主张是，收入分配改革中，初次分配是重点，但再分配应当优先，对初次分配宜采取中医疗法，对再分配则可以采取西医疗法即“动外科手术”。
这是因为，初次分配虽然是重点，但它涉及到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个人等复杂关系，只能渐进改革，否则会导致急剧波动，进而影响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再分配只涉及公共资源与国民福利，但对财富分配格局影响重大，比如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份额要占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中财政性投入通常要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一制度体系能将基尼系数调低0.2以上，因而值得优先快速推进。
此外，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格局的调整，还应当能够促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这就是第三次分配，它能润滑社会关系，对社会和谐大有裨益。在三大环节改革中，需要统筹考虑、相互促进，而不能分割而行。
收入分配改革应该成为约束性指标
在郑功成看来，收入分配改革也应该成为考核政府行为的约束性指标。他建议，最好像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一样有相应表格（可以插入或附表）来列举部分指标，即将2015、2020年要达到的收入分配改革量化目标进一步明示，以便给公众一个清晰的预期，并作为约束性或预期性指标来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基本依据。
郑功成说，他曾经提出，希望国家能够将基尼系数在2015年控制在0.45之内，到2020年能够控制到0.4以内。还有国家财政对民生与社会保障的投入宜超常规增长，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性投入宜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最终达到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此外，郑功成还建议，将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作为此轮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目标与三大重点。
郑功成说，近一年间，他到北京10多家企业做调查，发现许多一线普通劳动者只能拿到每月2000多元收入。因此，增加收入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持续任务，况且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到2020年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倍增目标，所以宜作为此轮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目标。
同时，针对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领域不规范的现象，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应当是缩小收入差距与规范分配秩序。只有同时实现上述三大目标，才能说是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从此走向长久公正的定型轨道。
给百姓稳定、安全、理性的预期
郑功成特别强调，虽然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但所有问题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解决，即使解决了现实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因为民生诉求的不断升级正在成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常态。所以，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投入着力解决好一些紧迫性问题，另一方面，更要有稳定的制度安排为全民提供理性的安全预期。
“有了预期就会有信心，就能够化解不安与焦虑，也就能够从容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郑功成说，当前许多与收入分配有关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化，不公平感与不安全感攀升，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缺乏稳定预期导致的。
郑功成说，1998年他去香港考察时发现，在那座国际化的大都市里，居然还有两万多人住在相当于火车中铺一样的笼子里，而且从不闹事。他经过调查搞明白，原来这些人能安于现状是他们有稳定的预期，即在香港回归前这些人申请香港政府的公租房屋需要等候七年，回归后缩短到等候三年。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香港精英阶层及有房可住的人不觉得政府福利养了懒汉，而暂时住在笼屋中的低下层人士也有希望，稳定的预期其实是维护社会公正并保持社会安定的一大法宝。
安全预期化解社会焦虑的例子在我国也有。郑功成说在2008年时，他曾组织过一个调研组到北京的14家医院做过患者的随机问卷调查， 2000多份问卷收回来一看，没有一人对当时的医保满意。2009年，当国家决定实施三年医改并同时采取快速推进医疗保险等相关行动后，尽管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并未全部解决，但确实迅即减少了大家的不安与焦虑，医改所取得的成效，不仅在于确实缓解了看病贵等问题，同时还在于给了大家稳定的预期。
郑功成说，“这些现实中生动的事例说明，应当将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摆到比收入分配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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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世昕 崔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