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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月10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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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策·改革路径

城镇化引领农民走出城乡夹缝

本报记者 庄庆鸿 李松涛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3月10日   01 版)

    在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的斑竹村,田里兀立着一幢幢崭新的“空巢”。其中一座属于65岁的老朱。虽然一年到头,他和老伴、子女都在广州的制衣厂里打工,但他还是掏光了一家六口人的积蓄,在老家盖了四层的白楼。

    在城里,他们挤住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娃娃念的农民工子弟小学过一阵子就要被拆迁了。虽然城镇化喊了好多年,但老朱从来没觉得自己真的“进城了”。

    青年学者吕途发现,这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怪象——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把多年的血汗钱投入“空巢”,甚至为此负债累累。

    “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2012中国社会蓝皮书》表明,中国正以每天消失100个村子的速度,快步进入城镇化,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党的十八大报告专门强调要“加速城镇化进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城镇化时还首次出现“自由迁徙”一词。

    但在两会不少代表委员眼里,“城镇化”提速,还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新城建设”的大干快上不相称的是,农民工依然迷失在城乡的夹缝中。

    高楼盖得多,不等于城镇化。“我们讲要让城镇尽可能吸纳农村人口,但这些人生活得怎么样?”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陈锡文列举了一组数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加入城镇养老保障的占16.4%,加入城镇医疗保障的占18.6%,平均水平到不了20%。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城市空间扩大了2~3倍,但户籍人口只扩大了1倍,人口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空间的城镇化。”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蔡继明认为,我国现在有2.6亿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都找到了工作,说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但他们却没有办法在城市定居,迟迟不能变成“居民”。

    这种游离在城乡之间的生活状况不仅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公,而且阻碍了城镇化带动经济更快增长。而跨越城乡间的鸿沟,首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

    2012年四五月间,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走遍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的省份。他们发现,户籍改革遭到不少市长的反对。

    “(这些)市长就这么坏吗?不是的。”陈锡文说,“改革是有代价的。现在如果没人出来跟他分担,一个市长是挑不动的。”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副市长刘英姿认为,解决城镇化问题不只在取消户籍上。如果只是放开户籍制度,配套改革跟不上的话,就会得大城市病。

    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变市民,远非户口簿上改两个字那么简单。小小的户口簿,绑定的是保障房、教育、医疗、社保等众多保障。

    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报告认为,当前农民工市民化,人均成本约在10万元。2011年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重庆、嘉兴、武汉、郑州4地测算,得出农民成为市民的人均成本在7.7万元到8.5万元之间。如果以此为参照,2.6亿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资金,就成了“难以承受之重”。

    从农民工到学者,认为“10万成本是吓唬人”的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只要取消户籍附带的社保、医疗、教育限制,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长年为农民问题奔走疾呼的陈锡文,这时候反而站在了市长们的一边。

    “代价”,成了这位面色黝黑的学者型官员的口头禅。“这不能叫城镇政府一头拿。所有的事不能都指着市里这点儿财政,而财政都是刚性预算,钱上哪儿弄去?他们已经说了自己拿不起,代价太大。”“但无论如何,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

    陈锡文提出了一条现实的改革路径:“农民转市民,需要多方分担。政府、农民自己和目前已在城里的城镇居民,要共同来承担。单靠谁都不能解决。”

    整体制度设计要朝这个方向走,这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今天一个农民来了,明天就能解决你的市民身份;可能今年来了,明年也还解决不了。”

    在他的设想中,应该把要不要当市民的选择权,交到农民自己手里。

    对留在城市的农民工,陈锡文有言在先:“你要找给你交社保的企业。第一,这样的企业不多;第二,交了社保,工资待遇受影响;第三,对工人素质的要求会更高。这样的要求你能满意吗?”

    而且农民工选择要留在这个城市,就要交够多年的税费。“不要觉得不公平。不是只有中国这样,外国有交够8年或9年税费的实践经验。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笔账,得让每个农民自己算。

    “第一种选择,要是家乡发展得好,我只在你这里打工,不需要变成市民,将来要回去。第二种,我想留下,但是我没有(在大城市发展的)支付能力,就可以选择去小城市、小城镇发展。”

    这可能和很多农民工的梦想不同,但陈锡文一语道破:“有所得,就有所失。”

    “另一边,我们也得让城里人明白,城市发展到今天,有农民工的巨大贡献。所以接下来的城市福利,比如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学校,我们得让出来一块给他们。市民得理解同意。”

    陈锡文的设想,并不是一厢情愿。在浙江代表团的会场,全国人大代表钟天华坦率地说:“利益再分配始终倾向于我们这样的城市利益既得者群体。”

    “有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呆了5年、10年,现在到了我们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时候了。”这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主动说。

    在刘英姿看来,“城镇化”绝不只是“让农民全涌向大城市”。“城镇化是要让资源流向农村,让农民活得更好,才能拉动内需。”

    这位湖南女子理解的美丽中国、中国梦里,“也要实现一个美丽乡村的梦”。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本报记者 庄庆鸿 李松涛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3月10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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