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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民贷款难，不能只靠上浮利率，更不能指望提供抵押，银行要靠动脑筋创新，更要挺起腰板担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许锡龙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农民获取贷款以改变生活是一种权利，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有责任提供服务。
全国两会上，农民贷款难被代表委员热议。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华正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真发即指责银行嫌贫爱富，对较为弱势的农村融资需求不冷不热。一位银行业的委员则辩解说，农民“两手空空怎么能从银行贷款呢”？
事实上，农民贷款难是一个老问题，背后牵涉的因素非常复杂。虽然农民的融资需求是真切的，但是对于银行来说，放不放款确实费思量。一方面，农业是基础产业，周期长，很多时候靠天吃饭，它的风险较高；另一方面，农村的信用环境也较难程序化，管理费用较高，且非常容易发生违约，银行怎么算这买卖都不合适。
在国家一再要求支持三农的背景下，银监会提高了农村贷款坏账容忍度，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就不得不有所表示。不过为了规避风险，银行纷纷采取了两个办法：要求抵押物和提高利率。即便如此，农村金融的发展仍是中国金融的短腿，农民贷款仍是个难题。
“银行这么做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认为如果只往这两个方向使劲，很难解决问题，而且将引发新问题，比如农民贷款贵。”许锡龙说，农村的宅基地和土地使用权不能被抵押，即使抵押了（有些地方在尝试）银行也很难处理。另外，中国农业银行曾做过测算，如果真要规避风险，农民贷款利率要上浮70%，“这谁能负担得起？更有违国家支农的情怀”。
全国政协委员林毅夫认为，应该完善农村的信用体系，降低贷款风险，从而让银行更有动力放款。他说，农户的资金需求规模较小，而银行又需掌握其信用、经营能力和未来收入状况才能做出放款决定，如果有完善的信用体系，就可以减少银行的后顾之忧了。
然而，在许锡龙看来，解决农民的融资问题，需要各方协力，尤其是银行应该做得更多。“因地制宜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他举例说，在农业产业链发育比较成熟、生产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东部地区，金融机构可通过银行+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等形式发放农户贷款，实现农户贷款的批量作业，以此降低经营风险和成本。
而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可采用另一种方式。“可否考虑由政府主导、财政出资，建立担保公司，为农民贷款提供担保，帮助银行分担风险。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脱贫致富，既要靠‘输血’，更要靠‘造血’，财政在支农资金中拿出一些钱来做这个事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他说，农民融资本质上既是金融问题，也是财政问题。
另外，他建议，金融机构可联合当地政府，运用政府的行政资源，并借助村镇干部地缘优势，协助金融机构入户调查、筛选推荐、管理和收回贷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减轻金融机构工作量，弥补金融机构网点、人力不足的问题，节省金融交易费用，从而降低风险和成本。”许锡龙说。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