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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标志
■打击腐败，控制权力和权力资本化，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措施
怎么理解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本来没有什么争议。它是人类所描述的理想社会特征之一，却不是全部。人类美好理想还包括消灭阶级、剥削、压迫、政党和国家，消灭三大差别，消灭家庭，等等。共同富裕是作为理想社会一部分来谈的，和其他理想一样，不能抽象地作为现阶段目标。
共同富裕就现实经济社会意义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改革成功的标准之一。邓小平讲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要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他在1994年两次指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说明改革失败。这位“总设计师”所说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有明确的前提，就是依靠勤奋劳动和正当经营，合法致富。现在看来，他似乎对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估计不足。
正如对民主、自由、人权要作具体历史分析，对“共同富裕”也不能只作为抽象口号。以最高纲领代替最低纲领易犯左倾错误。共同富裕没有确切定义，缺乏操作性。历史证明，把一个概念不清的口号作为主要目标，轻易做社会发动，容易破坏法治，造成思想政策混乱。某些地区用共同富裕代替民生口号，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指标，定期实现。一些人趁机提出“共富为纲领”，认为改革30多年只有两极分化，没有共同富裕，要以这些地区经验进入“共同富裕新阶段”，一霎时冲击了全国，这样的教训足以警醒我们：必须要正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了！
什么叫共同富裕？是指大家在生活上大体差不多吗？实际上，在全世界，财富占有差距非常之大，这是历史形成的；收入差距也很大，不仅仅是剥削压迫和私有制的原因。比如电视机普及以后造成的“眼球效应”就大大拉开了收入差距。歌星和小品演员的收入比科学家、大学教授高得多，他们并没有剥削压迫谁，大家爱听爱看就是了。社会能把他们怎么样？最多就是高额累进所得税。
小时候我们总是听说，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后来学了经济学才知道，这也太空想了，社会物质和精神供给极大丰富，资源的稀缺性也不会消失，因为人的需求也在增加，而且总是比供给增加得快。人类得到满足又永远不会满足。对于稀缺资源的占有来说，大家总也“共同富裕”不了。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马克思“历史与道德界限”、“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等论述，结合中国目前生产力发展阶段、改革进行状况和社会文明程度，可以把共同富裕的口号具体化为以下几个目标。
第一，消除贫困。按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标准，尽快消除绝对贫困化现象。
中国1982年人均粮食产量约800斤，基本解决温饱；30年来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从8平方米达到30平方米，基本解决住的问题；教育一直比较普及。目前扶贫标准是年人均2300元，国家规划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同时也要进一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工资保障、劳动保障、失业救济、医疗保障、养老金制度等。吸取西方福利国家教训，消除贫困的方法不仅限于国家救济和社会赞助，还应建立失业再培训制度，提高贫困失业人员抗风险能力。目前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地区自然条件过于恶劣，可通过整治国土与移民相结合的规划，帮助他们出来，通过挖湖治水建立新的小城镇，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基本的生活状态。
第二，改善民生。使大多数人从小康生活逐步提高。
不能认为改革30多年只有两极分化，没有共同富裕。计划经济30年在民生方面实行低标准的平均主义，共同贫穷成为改革的起点。因此，改革以来经济高速增长，首先就是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过程，大致出现了6次群众性消费高潮。
第一次，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军转民，普及“老四大件”，代表品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黑白电视，价格在百元级；
第二次，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通过引进，普及“新四大件”，代表品是彩电、录音机、洗衣机和空调，价格从数百元级到千元级；
第三次，90年代后期的中间性消费高潮延续至今，有一系列代表品，从电话到电脑手机、家具装修、出租车、旅游，代表品从千元级到万元级；
第四次，21世纪以来轿车开始普及，从十万元到数十万元级；目前年产量超过美国，存量为美国的七分之一，人均拥有量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第五次，住宅，价格从数十万元级到数百万元级。城市人均住宅面积正在向50～100平方米发展。
产能过剩，产品供大于求，消费者地位是高的，这都是群众性的消费高潮，怎能说没有共同富裕？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标志。
第三，缩小两极分化，限制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资源。
在绝对贫困逐步消除，大多数人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中国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扩大到0.46，如包括灰色收入，可能还要扩大10个以上百分点，中国已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主要是极少数人暴富所致。
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三类原因。第一类由市场经济风险，个人能力、努力的差距，生活条件差距造成，通过征收所得税和国家扶助，是可以解决的。
第二类是收入差距背后财富占有的差距。前者是增量，后者是存量。增量差距会变成存量差距，存量差距进一步产生更大的增量差距。这类差距，也可以提高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予以控制。
第三类最难解决，是权力资源过于集中。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有效控制住极少数人利用特殊手段暴富，这不是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不属于邓小平提倡的“少数人用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范围，这样的先富也不能带动大多数人共富。正在形成既得利益阶层，阻碍社会流动，破坏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发展下去，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进程就会被破坏。最危险的，并不是贫困现象还存在，也不是有极少数的贪污腐败，而是刚刚形成的社会中间阶层不能发展壮大，权贵发展成为自我封闭甚至世袭性的特殊利益集团。等经济不再能高速增长，共同富裕就不能保持，脱贫人口可能再度“返贫”，新的贫困阶层重新出现。
消除特殊利益集团，仅用“共同富裕”的经济口号予以对抗，追求收入和财产平等远远不够，需要进行全面改革，限制官员特权，防止极少数寡头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治社会生活。因此，打击腐败，控制权力和权力资本化，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措施。
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