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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3月2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中国特种兵

——记广州军区某特战旅二营一连连长刘珪(上)

本报记者 李雪红 特约记者 李华敏 通讯员 骆宏望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3月20日   06 版)

    刘珪在射击(2013年2月7日摄)。李三红摄

    记不清转了多少道弯之后,车停在了一片荔枝林旁。极目望去都是连绵起伏的荔枝树,树与树之间是浓密的灌木丛。

    3月10日,这片宁静的荔枝林就会变成战场。

    尽管早已得到通报,但来访者显然没有上战场时应有的警惕,照样步履轻松,谈笑风生。

    警惕是从“有情况”开始的。大家行至一个毫无特点的地方时,担任讲解的上校告诉大家:以你们自己为中心,周围10米范围内有情况。

    顿时,几十双眼睛都瞪圆了。几番查看,一无所获。

    此时,上校大喝一声:出来。

    “到!”

    记者身边约两米处突然冒出一位脸上涂满迷彩的军人,他半个身子在一个坑里,头盔上几缕长长的茅草在微风中晃悠。

    大家惊呆了。随后,相机、摄像机、手机都忙开了。

    “隐蔽。”随着上校一声令下,大家眼前又只剩下一片草丛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所以你们要紧跟着我,要不会掉到坑里的。”这时,那位上校简直成了“导航仪”:“注意,这棵树上有感应器!注意,脚下有绊发线,碰上会引爆地雷的!注意,这里有红外摄像头……”本来以为是穿过一片密林,结果却绕进了一个连指挥所。

    平静的荔枝林变得杀机四伏,记者走得步步惊心。

    这一切都是刘珪干的。

    刘珪,广州军区某特战旅二营一连连长,标准的80后。今天,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率领连队官兵执行一次破袭任务。

    能打胜仗才是真正的“王者”

    自踏上采访刘珪之旅,记者耳朵里就塞满了关于刘珪的传奇。可真见面却有些失望,个头不到1.7米,精瘦,笑容灿烂得没有一点特种兵的冷峻。“那是你没见到我们连长身上挂满武器的样子。”闻听记者的“失望”,刘珪的兵立即毫不掩饰地为他辩护。

    这个兵说得没错。当3月10日记者再次在战场上见到全副武装、满脸迷彩的刘珪时,一下子就找到了特种兵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刘珪找了好多年。

    1999年5月,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消息传来,正在备战高考的刘珪坐不住了。当年征兵时,已经在读大一的刘珪报名应征,却因有鼻炎没通过。他喝了半年中药,治好了鼻炎,第二年再次报名。那时国家对大学生入伍还没有出台优惠政策,也不保留学籍,一当兵,“这大学就算白考了”。但刘珪走得义无反顾,他认为“这是最直接的报国方式”。

    当兵两年后,他考上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来到广州军区某特战旅。

    广州军区某特战旅的前身是特种作战大队,组建于1988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特种作战大队。该部自组建以来,先后有20多名官兵在高风险课目演训中牺牲,130多人受伤致残。刚刚走进这支部队的刘珪不仅没有被这些数据吓倒,相反,这支部队诞生的那些永不服输、追求卓越的陆军伞王、空中翼王、水下蛙王、岭南狙王等等,成为他追随的目标,他向往那种“王者”境界。

    荔枝林里的战斗在继续。刘珪率领的小分队要通过一复杂地域——一条10余米长的沟渠里是脏臭的黄泥汤,沟沿布满荆棘,沟上笼罩着约40厘米高的铁丝网。只见刘珪把队员集合起来,先讲动作要领,随后趴下做示范。他右手托枪,仅靠左手与双脚的配合撑蹬,快速匍匐前行着——右手托着的枪既没有碰到上方的铁丝网,又没有粘上黄泥汤。

    王者的地位是靠实力奠定的。“在特种部队,赢家为大。”刚到连队当排长时,刘珪可没有底气做示范。参加连队10公里负重越野,他这排长是“老末”。

    刘珪湖南人性格中的那股“霸蛮劲”被激起来了,他还就拿这10公里负重越野开刀。他背上25公斤重的装具,绑上2.5公斤的沙绑腿,一天两趟10公里。腰部被背囊磨得血肉模糊,衣服脱不下来,只好用剪刀剪,累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用舌尖舔清凉油。

    指力训练,别人抓3斤重的砖头,他抓四五斤重的滑溜溜的鹅卵石;攀崖训练,他专挑最险最陡的崖壁;武装泅渡训练,别人潜一小时,他一直潜到把氧气瓶里的氧气耗尽……

    2008年3月,刘珪参加广州军区专攻精练尖子比武集训,在为期8个月的集训期间,他平均每天超强度训练14小时以上。几经淘汰,从全战区挑选出来的85名尖子最后只剩下16人。而刘珪在集训结束考核中,夺得8个课目总分第一的成绩。

    这样的“玩命”之后,刘珪创下了特战旅10公里负重越野、8公里划舟、3000米高空定点跳伞3项至今在该旅尚无人打破的新纪录。

    在特战旅,“老特”是一种尊称,能得到“老特”的认可和尊重,那就算是走上“王者”之路了。而刘珪在“老特”们由衷喝彩中、在初品“王者”神气之时,心里涌现的不是喜悦,而是惶恐。在不断的磨炼和学习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特种兵就是能跑、能摔、能打、米数、秒数、环数的认识实在太肤浅了。

    在现代战争中,特种作战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质的变化,发达国家军队对特种作战越来越重视,美军在全军裁员的背景下,却对特种部队实行扩编政策。中国的特种部队建设与发达国家本来就有40年的“时间差”。“如果我们对特种作战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思维上,那差距就会更大。”刘珪说。

    2009年,刘珪被派往土耳其安卡拉特种作战学校接受为期3个月的“魔鬼式训练”。这次与不同国家的特战队员同台竞争、并取得总评成绩第一的学习带给刘珪的是更深层次的思考,“那里的教官都是有战争经历的,讲课就是讲自己的经历,训练就是还原他们打过的仗,实战化程度很高,其作战理念、训练方式等对我们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刘珪意识到,作为一个军人,“赢”的目标应该是战场上的对手,能打胜仗才是真正的“王者”。

    敌人不会只在正前方

    荔枝林里传来一声吼叫,一名特战队员腹部“受伤”了,鲜血汩汩流出,伤员奄奄一息。同行的队员立即为他实施包扎,为防止肠子流出来被绷带挤压,一名队员拿出一个不锈钢饭碗扣在伤员的伤口处,然后再进行包扎。与此同时,一名队员一手托住伤员的头,一手轻轻地拍打他的脸,嘴里不停地呼唤:老鹰,你要挺住,我们是不会放弃你的!

    情况解除后,记者看到那位伤员躺过的草丛里血迹斑斑。

    “尽最大可能地让训练场接近战场、让训练接近实战”成为刘珪“顿悟”后追求的目标。2009年9月担任连长后,他几乎是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向全连官兵灌输这一理念。

    在一次战斗射击考核中,一班长带领全班战士一路搜索到靶壕边也没发现一个目标,全班人背着枪回来了。刘珪给的成绩是:零分。

    一班当然不服。刘珪不和他们争论,直接把他们带到射击区域,“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大家一瞧,在靶壕侧后方的灌木丛中隐约露出3个半身靶,有的还是侧身放置,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虽然看到了靶子,但一班还是不服:打靶训练又不是找靶训练。

    “考场就是战场,打靶就是打敌人,战场上的敌人会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给你打吗?”刘珪说,不服可以再来一次。

    这回一班把3个靶标都找到并干掉了。没想到,连长给的成绩是:不及格。

    一班蒙了。刘珪夺过一班长的枪,带着大家重新进入射击领域,抬手就是一枪。总共3个靶标都被我们打掉了,连长怎么还在打?战士们很迷惑。可顺着连长射击的方向看,那里确实还有一个靶标。几人正琢磨,一声枪响,不远草丛中突然竖起的靶标又被连长干掉。原来,草丛中还有随机靶标。只见刘珪左突右闪,又将5个隐蔽靶标打倒,直到确定再没有靶标后才收枪。

    一班服了,但刘珪的心情却很沉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记得在土耳其训练时,射击训练都带有战术背景,敌人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但现在我们搞的战斗射击陷入了思维定势,所有的靶标都在正前方的预定位置出现,时间一长,大家都养成只向前方瞄准的习惯。一旦战争真的来临,这种思维定势是非常可怕的。”

    这次战斗射击训练对一连官兵来说是一次观念更新,他们实实在在看到了自己日常训练与实战的差距,并且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在每个细节上缩小这种差距。

    一连的主战车辆总是停在连队营区的主干道上的,油箱总是满的,不管是否有行动,早晚都要发动一次;一连官兵的战场急救包里,缝伤口的针总是穿上线的;每天早上起床,被子不用叠,直接放进战备背囊,而不论是吃饭、走路,还是搞训练,这个背囊基本不能离身;鞋带要压在鞋舌里,并用黑胶布粘牢,以防奔跑时鞋带松开绊住自己。之所以选用黑胶布而不用透明胶带,是因为经试验发现透明胶带有反光,容易暴露目标。

    一位将军说,打仗不是盖楼,一张图纸可以用无数次。打仗,每一仗的打法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再经典的战例都不可能复制,让你原样再打一遍。因此,刘珪在组织连队官兵还原“海王星之矛”——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的行动时,一方面尽量逼真再现,一方面要求大家总结得失、查找遗漏,设想当时没有出现的各种可能。他们深知,如果有下一次类似行动,不可能用“复制+粘贴”来解决问题。

    坚持实战化训练带给一连官兵的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一次对连队50多名官兵进行的无记名问卷调查中,针对“你认为在你的任期内会打仗吗”的问题,只有两人回答“不会”,其余都认为“会”,100%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如果打起仗来会主动报名参战”。

    “对于战争,老百姓可以有‘不可能打吧’的想法,但军人不能有这种想法。军人必须时刻牢记战争随时会来临,必须随时作好迎战准备。”刘珪说。

    你不跑敌人在跑

    战场从荔枝林转移到一无名高地。这里设有敌方的指挥所,刘珪要和他的兵一道摧毁它。

    无人机侦察来了,三角翼搭载着特战队员来了,直升机来了,一个个特战队员顺绳而下……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一群血性男儿在拼死鏖战。

    此时,记者不知道陶琴在什么位置,不知道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是否在心里重复那句话:“我经过专门训练,我不怕。”

    陶琴是一连的一名中士,入伍时就想当特种兵,不料却当了步兵。特战旅享有一项特殊政策:每年可在全战区范围内挑兵,挑的方式是考核。

    于是,每年闻听特战旅来自己部队挑兵,陶琴就去报名。报了5次名,获得两次考核机会,第一次考上了没走成——因为他太优秀,单位领导舍不得让他考,考上也舍不得让他走。第二次又考上了,领导还不想放他。他找到领导恳求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当特种兵的机会了,再不去我就超龄了。

    到特战旅前,陶琴与特种兵交过一回手。“2008年,特战队来我们部队搞课目展示,随后我们一起演习,我们演红军,他们演蓝军。我带一个班追他们一个兵,就是追不上。4米高的墙,他一蹬就上去,我们在下边干瞪眼上不去,他在上面还回头挑衅地瞪我们,好嚣张啊!”

    从那个时候起,陶琴“更想当特种兵了”。可到了特战旅,他才知道“4米高的墙一蹬就上去”的本事不好练。去年初,特战旅到他的老单位挑10个兵,有200多人报名。好容易成为前10名,到了特战旅还要进行100天的淘汰集训,“不合格就得退回去”。

    一群血性男儿聚集,谁都不想被淘汰退回去,这100天的训练强度和紧张氛围可想而知。“晚上我们宿舍的人自己组织练体能,俯卧撑一做不是多少个,而是三四个小时,实在做不了就撑在那里,谁都不愿第一个起来。”

    陶琴靠实力闯过了100天,被分配到“久闻大名”的二营一连。一到连队,他的自信又“大受打击”,“我在老单位综合成绩全团第一,现在一连却只是个中不溜儿,有的课目还偏下。这里兵龄比我短的成绩都比我强。”

    但陶琴很快就放心了,一连要的是“人人做尖刀”,一连不会放弃他。一连要求一分钟内“登车完毕”,陶琴刚来时做不到,全班就陪他练,“他们让我第一个上车,然后他们再抢时间”。

    开始陶琴想不通,一分钟与一分零十秒有啥区别呢?他的班长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一件事: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遭遇一个很陡的斜坡,当时正下大雨,下坡太危险,我正想问连长下不下呢,连长却直接第一个就冲下去了。结果比对方提前几秒抢占了制高点。演练复盘时连长告诉我说:你不跑,敌人在跑。

    陶琴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他从这件事中明白了一分钟与一分零十秒的区别,他不但练合格了这个课目,还把这种理念融入到随后的训练中。

    “我们连长说了,十年磨一剑,我们学的这些也许一辈子都用不上,但真需要时,我们顶不上去,怎么对得起国家。”陶琴说,他的老单位转士官不容易,这里的留队率却达95%,“我们留下来不是为了钱,就是想跟连长一块儿上一次战场。”

    记者说,战争是残酷的。这位中士立即回答说:我敢上、敢打,我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怕。

    特战旅的刘政委也是一名“老特”,他由衷地告诉记者:“特种兵是公认的最苦、最累、最险的兵种,但我们每次去招兵、挑兵,年轻人报名都特别踊跃,不少兵第一次被淘汰退回原部队,第二年又考进来了。事实证明,这些青年军人是能吃苦的、有血性、敢担当的,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无名高地上,敌人的指挥所已经被彻底摧毁,刘珪和他的战友完成任务后,正在撤离战场。望远镜里,半山腰处,一簇在渐渐飘散的硝烟中怒放的三角梅分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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