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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转了多少道弯之后，车停在了一片荔枝林旁。极目望去都是连绵起伏的荔枝树，树与树之间是浓密的灌木丛。
3月10日，这片宁静的荔枝林就会变成战场。
尽管早已得到通报，但来访者显然没有上战场时应有的警惕，照样步履轻松，谈笑风生。
警惕是从“有情况”开始的。大家行至一个毫无特点的地方时，担任讲解的上校告诉大家：以你们自己为中心，周围10米范围内有情况。
顿时，几十双眼睛都瞪圆了。几番查看，一无所获。
此时，上校大喝一声：出来。
“到！”
记者身边约两米处突然冒出一位脸上涂满迷彩的军人，他半个身子在一个坑里，头盔上几缕长长的茅草在微风中晃悠。
大家惊呆了。随后，相机、摄像机、手机都忙开了。
“隐蔽。”随着上校一声令下，大家眼前又只剩下一片草丛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所以你们要紧跟着我，要不会掉到坑里的。”这时，那位上校简直成了“导航仪”：“注意，这棵树上有感应器！注意，脚下有绊发线，碰上会引爆地雷的！注意，这里有红外摄像头……”本来以为是穿过一片密林，结果却绕进了一个连指挥所。
平静的荔枝林变得杀机四伏，记者走得步步惊心。
这一切都是刘珪干的。
刘珪，广州军区某特战旅二营一连连长，标准的80后。今天，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率领连队官兵执行一次破袭任务。
能打胜仗才是真正的“王者”
自踏上采访刘珪之旅，记者耳朵里就塞满了关于刘珪的传奇。可真见面却有些失望，个头不到1．7米，精瘦，笑容灿烂得没有一点特种兵的冷峻。“那是你没见到我们连长身上挂满武器的样子。”闻听记者的“失望”，刘珪的兵立即毫不掩饰地为他辩护。
这个兵说得没错。当3月10日记者再次在战场上见到全副武装、满脸迷彩的刘珪时，一下子就找到了特种兵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刘珪找了好多年。
1999年5月，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消息传来，正在备战高考的刘珪坐不住了。当年征兵时，已经在读大一的刘珪报名应征，却因有鼻炎没通过。他喝了半年中药，治好了鼻炎，第二年再次报名。那时国家对大学生入伍还没有出台优惠政策，也不保留学籍，一当兵，“这大学就算白考了”。但刘珪走得义无反顾，他认为“这是最直接的报国方式”。
当兵两年后，他考上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来到广州军区某特战旅。
广州军区某特战旅的前身是特种作战大队，组建于1988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特种作战大队。该部自组建以来，先后有20多名官兵在高风险课目演训中牺牲，130多人受伤致残。刚刚走进这支部队的刘珪不仅没有被这些数据吓倒，相反，这支部队诞生的那些永不服输、追求卓越的陆军伞王、空中翼王、水下蛙王、岭南狙王等等，成为他追随的目标，他向往那种“王者”境界。
荔枝林里的战斗在继续。刘珪率领的小分队要通过一复杂地域——一条10余米长的沟渠里是脏臭的黄泥汤，沟沿布满荆棘，沟上笼罩着约40厘米高的铁丝网。只见刘珪把队员集合起来，先讲动作要领，随后趴下做示范。他右手托枪，仅靠左手与双脚的配合撑蹬，快速匍匐前行着——右手托着的枪既没有碰到上方的铁丝网，又没有粘上黄泥汤。
王者的地位是靠实力奠定的。“在特种部队，赢家为大。”刚到连队当排长时，刘珪可没有底气做示范。参加连队10公里负重越野，他这排长是“老末”。
刘珪湖南人性格中的那股“霸蛮劲”被激起来了，他还就拿这10公里负重越野开刀。他背上25公斤重的装具，绑上2．5公斤的沙绑腿，一天两趟10公里。腰部被背囊磨得血肉模糊，衣服脱不下来，只好用剪刀剪，累得实在受不了时，就用舌尖舔清凉油。
指力训练，别人抓3斤重的砖头，他抓四五斤重的滑溜溜的鹅卵石；攀崖训练，他专挑最险最陡的崖壁；武装泅渡训练，别人潜一小时，他一直潜到把氧气瓶里的氧气耗尽……
2008年3月，刘珪参加广州军区专攻精练尖子比武集训，在为期8个月的集训期间，他平均每天超强度训练14小时以上。几经淘汰，从全战区挑选出来的85名尖子最后只剩下16人。而刘珪在集训结束考核中，夺得8个课目总分第一的成绩。
这样的“玩命”之后，刘珪创下了特战旅10公里负重越野、8公里划舟、3000米高空定点跳伞3项至今在该旅尚无人打破的新纪录。
在特战旅，“老特”是一种尊称，能得到“老特”的认可和尊重，那就算是走上“王者”之路了。而刘珪在“老特”们由衷喝彩中、在初品“王者”神气之时，心里涌现的不是喜悦，而是惶恐。在不断的磨炼和学习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特种兵就是能跑、能摔、能打、米数、秒数、环数的认识实在太肤浅了。
在现代战争中，特种作战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质的变化，发达国家军队对特种作战越来越重视，美军在全军裁员的背景下，却对特种部队实行扩编政策。中国的特种部队建设与发达国家本来就有40年的“时间差”。“如果我们对特种作战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思维上，那差距就会更大。”刘珪说。
2009年，刘珪被派往土耳其安卡拉特种作战学校接受为期3个月的“魔鬼式训练”。这次与不同国家的特战队员同台竞争、并取得总评成绩第一的学习带给刘珪的是更深层次的思考，“那里的教官都是有战争经历的，讲课就是讲自己的经历，训练就是还原他们打过的仗，实战化程度很高，其作战理念、训练方式等对我们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刘珪意识到，作为一个军人，“赢”的目标应该是战场上的对手，能打胜仗才是真正的“王者”。
敌人不会只在正前方
荔枝林里传来一声吼叫，一名特战队员腹部“受伤”了，鲜血汩汩流出，伤员奄奄一息。同行的队员立即为他实施包扎，为防止肠子流出来被绷带挤压，一名队员拿出一个不锈钢饭碗扣在伤员的伤口处，然后再进行包扎。与此同时，一名队员一手托住伤员的头，一手轻轻地拍打他的脸，嘴里不停地呼唤：老鹰，你要挺住，我们是不会放弃你的！
情况解除后，记者看到那位伤员躺过的草丛里血迹斑斑。
“尽最大可能地让训练场接近战场、让训练接近实战”成为刘珪“顿悟”后追求的目标。2009年9月担任连长后，他几乎是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向全连官兵灌输这一理念。
在一次战斗射击考核中，一班长带领全班战士一路搜索到靶壕边也没发现一个目标，全班人背着枪回来了。刘珪给的成绩是：零分。
一班当然不服。刘珪不和他们争论，直接把他们带到射击区域，“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大家一瞧，在靶壕侧后方的灌木丛中隐约露出3个半身靶，有的还是侧身放置，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虽然看到了靶子，但一班还是不服：打靶训练又不是找靶训练。
“考场就是战场，打靶就是打敌人，战场上的敌人会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给你打吗？”刘珪说，不服可以再来一次。
这回一班把3个靶标都找到并干掉了。没想到，连长给的成绩是：不及格。
一班蒙了。刘珪夺过一班长的枪，带着大家重新进入射击领域，抬手就是一枪。总共3个靶标都被我们打掉了，连长怎么还在打？战士们很迷惑。可顺着连长射击的方向看，那里确实还有一个靶标。几人正琢磨，一声枪响，不远草丛中突然竖起的靶标又被连长干掉。原来，草丛中还有随机靶标。只见刘珪左突右闪，又将5个隐蔽靶标打倒，直到确定再没有靶标后才收枪。
一班服了，但刘珪的心情却很沉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记得在土耳其训练时，射击训练都带有战术背景，敌人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但现在我们搞的战斗射击陷入了思维定势，所有的靶标都在正前方的预定位置出现，时间一长，大家都养成只向前方瞄准的习惯。一旦战争真的来临，这种思维定势是非常可怕的。”
这次战斗射击训练对一连官兵来说是一次观念更新，他们实实在在看到了自己日常训练与实战的差距，并且开始主动地、有意识地在每个细节上缩小这种差距。
一连的主战车辆总是停在连队营区的主干道上的，油箱总是满的，不管是否有行动，早晚都要发动一次；一连官兵的战场急救包里，缝伤口的针总是穿上线的；每天早上起床，被子不用叠，直接放进战备背囊，而不论是吃饭、走路，还是搞训练，这个背囊基本不能离身；鞋带要压在鞋舌里，并用黑胶布粘牢，以防奔跑时鞋带松开绊住自己。之所以选用黑胶布而不用透明胶带，是因为经试验发现透明胶带有反光，容易暴露目标。
一位将军说，打仗不是盖楼，一张图纸可以用无数次。打仗，每一仗的打法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再经典的战例都不可能复制，让你原样再打一遍。因此，刘珪在组织连队官兵还原“海王星之矛”——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的行动时，一方面尽量逼真再现，一方面要求大家总结得失、查找遗漏，设想当时没有出现的各种可能。他们深知，如果有下一次类似行动，不可能用“复制+粘贴”来解决问题。
坚持实战化训练带给一连官兵的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一次对连队50多名官兵进行的无记名问卷调查中，针对“你认为在你的任期内会打仗吗”的问题，只有两人回答“不会”，其余都认为“会”，100%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如果打起仗来会主动报名参战”。
“对于战争，老百姓可以有‘不可能打吧’的想法，但军人不能有这种想法。军人必须时刻牢记战争随时会来临，必须随时作好迎战准备。”刘珪说。
你不跑敌人在跑
战场从荔枝林转移到一无名高地。这里设有敌方的指挥所，刘珪要和他的兵一道摧毁它。
无人机侦察来了，三角翼搭载着特战队员来了，直升机来了，一个个特战队员顺绳而下……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一群血性男儿在拼死鏖战。
此时，记者不知道陶琴在什么位置，不知道在这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是否在心里重复那句话：“我经过专门训练，我不怕。”
陶琴是一连的一名中士，入伍时就想当特种兵，不料却当了步兵。特战旅享有一项特殊政策：每年可在全战区范围内挑兵，挑的方式是考核。
于是，每年闻听特战旅来自己部队挑兵，陶琴就去报名。报了5次名，获得两次考核机会，第一次考上了没走成——因为他太优秀，单位领导舍不得让他考，考上也舍不得让他走。第二次又考上了，领导还不想放他。他找到领导恳求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当特种兵的机会了，再不去我就超龄了。
到特战旅前，陶琴与特种兵交过一回手。“2008年，特战队来我们部队搞课目展示，随后我们一起演习，我们演红军，他们演蓝军。我带一个班追他们一个兵，就是追不上。4米高的墙，他一蹬就上去，我们在下边干瞪眼上不去，他在上面还回头挑衅地瞪我们，好嚣张啊！”
从那个时候起，陶琴“更想当特种兵了”。可到了特战旅，他才知道“4米高的墙一蹬就上去”的本事不好练。去年初，特战旅到他的老单位挑10个兵，有200多人报名。好容易成为前10名，到了特战旅还要进行100天的淘汰集训，“不合格就得退回去”。
一群血性男儿聚集，谁都不想被淘汰退回去，这100天的训练强度和紧张氛围可想而知。“晚上我们宿舍的人自己组织练体能，俯卧撑一做不是多少个，而是三四个小时，实在做不了就撑在那里，谁都不愿第一个起来。”
陶琴靠实力闯过了100天，被分配到“久闻大名”的二营一连。一到连队，他的自信又“大受打击”，“我在老单位综合成绩全团第一，现在一连却只是个中不溜儿，有的课目还偏下。这里兵龄比我短的成绩都比我强。”
但陶琴很快就放心了，一连要的是“人人做尖刀”，一连不会放弃他。一连要求一分钟内“登车完毕”，陶琴刚来时做不到，全班就陪他练，“他们让我第一个上车，然后他们再抢时间”。
开始陶琴想不通，一分钟与一分零十秒有啥区别呢？他的班长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一件事：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遭遇一个很陡的斜坡，当时正下大雨，下坡太危险，我正想问连长下不下呢，连长却直接第一个就冲下去了。结果比对方提前几秒抢占了制高点。演练复盘时连长告诉我说：你不跑，敌人在跑。
陶琴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他从这件事中明白了一分钟与一分零十秒的区别，他不但练合格了这个课目，还把这种理念融入到随后的训练中。
“我们连长说了，十年磨一剑，我们学的这些也许一辈子都用不上，但真需要时，我们顶不上去，怎么对得起国家。”陶琴说，他的老单位转士官不容易，这里的留队率却达95%，“我们留下来不是为了钱，就是想跟连长一块儿上一次战场。”
记者说，战争是残酷的。这位中士立即回答说：我敢上、敢打，我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怕。
特战旅的刘政委也是一名“老特”，他由衷地告诉记者：“特种兵是公认的最苦、最累、最险的兵种，但我们每次去招兵、挑兵，年轻人报名都特别踊跃，不少兵第一次被淘汰退回原部队，第二年又考进来了。事实证明，这些青年军人是能吃苦的、有血性、敢担当的，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无名高地上，敌人的指挥所已经被彻底摧毁，刘珪和他的战友完成任务后，正在撤离战场。望远镜里，半山腰处，一簇在渐渐飘散的硝烟中怒放的三角梅分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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