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改革需要政治家的决断

    在社会利益已经充分多元化的今天，达成全社会性的广泛共识已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中国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这是多年来已经形成的社会共识。但是，一谈到如何改革，立即又陷入莫衷一是的论争之中。因为共识只能是相对的，即使在区区三口之家中，达成真正的共识也颇为不易。中国目前的情势是改革尚未走出深水区，而利益诉求已经高度分散化，在这种情况下，如鲁迅先生所言，即使搬动一张桌子也会大动干戈，改革的深化便不能不特别依赖于政治家的洞见和意志力。

    就拿1978年的农村改革来说，当时赞成包产到户的农民干部究竟占到几成？未必是一个十分乐观的数字。我清楚记得那时老家不仅许多干部想不通，一些农民同样想不通，我的一个身强力壮的大伯，由于粮食短缺，每到过年都要到外地去讨饭，可面对大集体的解散，竟也长叹说这不是往后倒退吗？社会上更是充满着“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之类的讥讽。但是，正因为这一“退”，没过几年农民就丰衣足食了。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头几届大学生已经成了国家栋梁，他们是否依稀记得当年邓小平是怎样拍板恢复高考的？邓小平召集会议研究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问身边的教育部门负责人需要多长时间，这位负责人犹豫了一下，说最少得三年，因为连教师都下放到农村了，更不用说教室、教材和教育设施了。邓小平的回答出人意料：今年就招生！先干起来再完善。邓公在历史转折时刻显示了真正改革家的气度与风范！

    我不知道那些恢复高考后头几年中举的天之骄子看到这里会有何反应，会不会想起“千钧一发”这个成语，会不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力排众议，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很难成为今日的社会精英。

    回顾历史会发现，历朝历代的许多变革，都有赖于政治家的勇气。《史记》记载，当年秦孝公召集御前会议商议秦国的改革大计时，大臣甘龙和杜挚等纷纷反对变法，连“吾意已决”的秦孝公也彷徨起来。商鞅告诉孝公：“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也就是说，愚蠢的人总是为眼前的状况所束缚，只有智者才能洞见形势的先机。商鞅进一步得出结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话放到民权昌明的今天似乎有蔑视公众之嫌，但在今天的中国，思想僵化或者身为既得利益集团之“众”，这样的情状依然存在。

    一代明君秦孝公听懂了商君的劝谏，于是才有了改变中国历史的那一场改革。而有“拗相公”之称的改革家王安石，则面对阻力发出了改革的最强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或许适合于昔日，流俗之言往往障目于眼前，唯有庄子所说“举世而毁之而不加沮”的果敢坚毅之士方能成为改革家。有非常之人，方能成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这是古今中外历史的普遍规律。

    当前的改革还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和日趋激化，以及普罗大众对于改革深化的翘首期待，另一方面则是改革动力有衰竭之势，这才是改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有人甚至力图将眼前的一切理想化和固化，似乎迫在眉睫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因为维持现状对于他们是最有利的。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逐步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但是，始终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进入法治的轨道。由于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一旦脱离了法治的约束，它就可能将一切都裹胁进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同样，没有了法治，政府的权力将如脱缰野马，一切有关改革的美好期许，都会变得不切实际。

    改革似乎是千头万绪而又矛盾重重，面临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局。但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然一切矛盾都源于宪政法治的阙如，只有法治宪政的建设才有纲举目张之效。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依法治国，“忠诚于宪法，忠诚于人民”，希望有胆识有勇气的改革家们，以此为基石，推动“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