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卡全面铺开，能刹住腐败吗

    近日，财政部对外宣布，我国公务卡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国共计38万多个地方预算单位实行了公务卡制度改革。这项从2007年开始试点的公务支出制度，一度被寄予厚望，社会舆论称之为“反腐利器”。

    然而，随着公务卡制度的全面铺开，公众也更关心：公务卡制度能否物尽其用，在反腐领域有所作为？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解读这一“公款领域的信用卡”。

    公务卡能否扼住腐败的咽喉

    在公务卡推出之初，舆论多认为，它可以在源头上杜绝腐败的发生。但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进，其反腐功能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引起了多方讨论。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认为，在政府办公信息化、规范化方面，公务卡制度的确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公务卡能够让权力规范消费，对其有很大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是利用信息化手段来进行管理的尝试，能促进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但在促进信息化的“功劳”之余，学者们更加关注它能否扼住腐败的咽喉。

    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认为，如果公务卡之外的辅助性措施没有到位，仍然难以达到理想的反腐效果。“公款消费若只有公务卡这一种渠道的话，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但如果其他渠道都同时敞开的话，就很难说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周志忍教授则认为，公务卡在反腐领域只是“隔靴搔痒”。

    “现在最严重的是受贿、拿回扣、利益输送，这类问题恰恰是公务卡解决不了的。例如，铁道部花费千万元拍摄短片的事情，发票都很齐全，但这个过程中，就是存在利益输送。”

    李炜光同样认为，专项资金在上下级转移过程中，发生的公务卡无法解决的腐败问题，才是惊人的，“专项资金通过各级政府机构，层层往下转的时候，到了终端结算的时候，整个过程中出现很多腐败的问题。”

    在周志忍看来，反腐最重要的是“政府花多少钱，老百姓应该能够看出来”。他认为，公务卡这个技术工具，更多的是对二把手的牵制，而对于负责决策的一把手，则显得无能为力。

    谈及公务卡制度，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的态度很明确：“对反腐没有用。”

    他认为，公务卡制度“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是只管别人，不管自己。它设置了很多政府采购的定点企业，在垄断市场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要价比非政府定点采购的价钱高得多。”

    公务卡成“休眠卡”？

    实际上，我国的公务卡制度早在2007年就开始试点。2012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的通知》正式实行，将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等16项公务消费纳入公务卡强制结算项目，并要求2012年年底前，全国基层预算单位全面推行公务卡支付制度。

    目前，财务部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的公务卡支付制度已经覆盖全国38万个地方预算单位。但是和全国4000多万个行政事业单位比起来，这个数字还是凤毛麟角。

    即使在已经推广公务卡制度的地方，也存在不少公务卡沦为“休眠卡”的现象。

    财政部已于2011年在中央预算单位实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除原使用转账方式结算的支出项目外，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等16个公务支出项目，都要使用公务卡结算，原则上不再使用现金。为何依然不能让每个地方的公务卡真正用起来？

    有学者认为，“有卡不用”的原因包括刷卡条件不允许、推广力度不够、预算单位使用公务卡的主观意愿不强烈等。

    “中国的发展是不均衡、不规则的，公务卡制度在很多小地方是没有的。那我们官员还下不下基层？你到村里去，还让人给你刷卡吗？”李楯认为，公务卡制度表面上很有道理，实际上有不合基层实际之处。

    而实际上，即使是具备刷卡条件的地方政府，公务卡使用率也不容乐观。众多预算单位依然热衷于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对此，李楯说：“这只能说明这套制度没有实行下去。”

    对于如何打破“有卡不用”的局面，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如江苏省常州市政府在确保公务卡系统“一人一卡”实名制的基础上，要求严格控制现金支出范围，“年现金支出原则上不得超过全年下达用款额度的5%”。

    “控制不住公款消费，就是形式主义”

    公务卡的使用范围问题，也同样在实际应用中受到质疑。

    一方面，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包括的16个项目并未囊括所有公款支出。

    李炜光教授说：“如果是为了廉政建设的话，就应该更加严格，尽量把能包括的范围都包括进去，要不弄公务卡干什么？控制不住公款消费，就是形式主义了。”

    另一方面，公务卡制度在高校等研究单位推广，反而引发了新的弊端。

    李炜光所在的天津财经大学同样已经实行了公务卡制度。他说：“如果学校的科研经费控制得太严，那么，实际上很难用于科研工作的展开了。学者自己无法支配资金，反倒是让很多人想出办法，拿来解决了其他渠道的个人利益需要。”

    在一些学者看来，公务卡制度“该管的没有管住”，“不该管的却管得太宽了”。

    李楯如此描述当前的状态：“有了这个卡的制度后，学术队伍该干的活儿都干不成了。这就造成我们要么不遵守这个制度，让卡变成‘休眠卡’，要么不工作。”

    如何破解公务卡的“休眠”难题，让它发挥反腐功效？

    李楯认为，要想让公务卡真正管住腐败，一个“最简单的”、覆盖全社会的资金流转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现在整个资金流转是不清楚的，所以，公务卡也好，官员财产公开也好，都没有用。现在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这样的制度在中国还未推行。但是，想真正解决腐败问题，这个最基本的制度恰恰是关键。”李楯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