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机制,实现公平正义,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可自主创新、社会矛盾可和平化解。
曾经强抓经济发展
中国近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抓住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要摆脱国内高工资、高福利、严环保的政策使利润率下降的束缚,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和投资场所,这给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邓小平对这一点非常明确,非常重视。他的南巡谈话,集中体现了这一点。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南巡谈话推动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资,从而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强抓机遇也带来了负面效应。首先,在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上,开放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围绕开放,适应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其次,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招商引资,投资建厂,对原有的公有制企业抓大放小,全民所有制企业更名为国有企业,企业负责人由政府任命。这样就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经济发展主要靠地方政府的竞争来推动,靠对外开放来带动。
在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快速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这种经济发展推动方式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重复引进成套技术设备,重复建厂,使产能大大超过实际需求,效益低下。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出现了各个地方之间相互竞争,结果一些地方条件过于优惠,导致土地资源廉价出让、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等问题。在产品出口、进口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种动力机制,正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深层原因。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改革,把依靠地方政府竞争转变为依靠企业竞争,把开放带动转变为科技创新带动。
不改革,则危机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事件,使利用外资和欧美市场发展制造业的机遇大势已去,高速增长难以为继。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问题开始凸显。
发展(尤其是增长)也不是绝对的。增长有代价,代价过大就不可持续。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年GDP增速比过去提高了多少,也要看到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包括能源)多开采了多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增加了多少。增长也会潜伏危机。在政策急速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少数人利用权力和资源暴富,广大劳动者就业、住房、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权益受到侵害,由此导致社会不公和加剧贫富分化。如果这些矛盾不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大量的冲突。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机制,实现公平正义,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科技可自主创新、社会矛盾可和平化解。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变少数人先富为大多数人共富,变生活型富裕为资本型富裕,变富为强,增强企业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政治凝聚力、国防硬实力、文化软实力,使综合国力的增强赶上“威胁中国”力量的增强,以实力来维护和平,应对挑战。
这两种危机对将来而言是“危”,对现在而言却是“机”。如果抓住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机会,将来就不会产生危机;如果认识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将来的危机就会出现。
当前中国也存在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有这些年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改革有基础,改革有保障;其次,权力腐败虽然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但还没有形成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改革的见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还没有根本改变,党中央还有权威和能力推进改革。只要形成对全面深化改革必要性、紧迫性的共识,改革也可以及时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不同”
抓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与抓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二者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改革与发展的主次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是以发展为主导,改革配合发展,为了发展速度,往往放弃或扭曲了改革;现在要以改革为主导,以改革保障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长期发展,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是首先要考虑的任务。当然,改革也要照顾到发展,最大限度地保障发展不受影响或少受影响,但更多要考虑到长远发展,不能再一味追求每年每月的发展速度,而要考虑到发展的效益、质量、可持续性。必要时,为了改革的推进,要舍弃低效益、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速度。
第二,对于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以前的配合发展和开放的改革意味着权力的放大和利益的增加,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减少,意味着自我革命。对于有意或无意利用以前改革决策的失误而获得额外利益致富(甚至暴富)的人来说,全面深化改革则意味着断了“发外财”或获取既得利益的路子。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些人还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没有理由对全面深化改革不满和抵制。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有合理完整的方案。在长期僵化封闭的思想理论条件下,抓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摸着石头过河”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时候的改革举措,由于多数与开放和借鉴有关,也容易“摸”(引进、借鉴)出来。现在回过头去看,也有一些举措是没有“摸”准的(不符合中国国情或没有切中要害),成为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障碍。现在要真正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就必须有整体合理、切中要害的改革方案。当然,整体改革的方案也可以分步骤、分部门推进,但必须要相互衔接和协调,不能相互矛盾,或者前面的举措为后面设置障碍。
第四,在思想理论方面,重点不能再是“解放思想”了,而应当是“提升理论认识”。过去要在僵化封闭的思想理论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首要的就是解放思想。现在通过30多年的开放和搞活,不仅西方的各种思想传进来了,而且过去受到批判和抵制的传统思想也恢复了,思想理论出现了多元和分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改革共识,设计出合理的整体改革的方案,就必须创新基础理论,形成对中国和世界认识最深刻、最全面、最科学的理论学说。以这样的理论作为指导,才能形成改革共识,才能设计出真正合理的整体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