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斯诺克青少年之熵

    尽管在2013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一轮结束后全部出局，但7名持外卡参赛的中国年轻斯诺克选手还是成为赛事的一抹亮色。他们的集体亮相，也让人们意识到，从2005年18岁的丁俊晖在中国赛一举成名后，受其影响走上斯诺克道路的一群孩子已经成长起来，而他们的成长模式，既复制了丁俊晖当年的“孤注一掷”，也因时代的变化有了相对“理性的色彩”，逐渐演变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成才模式。

    遍访名师“求鉴定”以决定是否放弃学业

    1998年出生的周跃龙是本次比赛中最小的选手，这个来自四川成都的小伙子在首日的比赛中，以1∶5负于利索夫斯基。自从中国台球协会把在中国举办的排名赛外卡给了年轻小球员之后，周跃龙便成为最早的一批受益者，从第一站比赛开始，他几乎从未缺席。

    而周跃龙与台球的缘分，要从2006年说起。在那段经常跟随爸爸去球房打球的日子里，耳濡目染让周跃龙对台球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练球，“但还没有放弃学业，”周跃龙告诉笔者。当周跃龙发现打球是一件“让人特别愉快”的事情后，他的父亲决定带孩子到广东“让人看看适不适合打球”。2008年7月，父子俩来到广州，在那里，他们接触了很多“对台球有更多认识的人”，“当时，见到了我现在的教练伍文忠。我爸让他看看我有没有打球的天赋，最后，让我在好好读书和好好打球中选择一个。”周跃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打球。

    要么读书，要么打球。让10岁的孩子放弃学业去广州练球，这让周跃龙的妈妈感到不可思议。“刚开始，我妈妈很反对，她想让我读书，但爸爸很支持我去练球，那时候，他们天天吵架。”后来，周跃龙的爸爸干脆辞了职，陪同周跃龙南下广州，投到了伍文忠——这位曾经培养出丁俊晖、梁文博和田鹏飞等多名优秀斯诺克选手的著名教练门下，开始了自己的台球生涯。

    本次参加外卡赛的其他6名中国小球手的经历与周跃龙颇为相似，他们或受父母的影响，或受偶像的启发而对台球产生了兴趣。于是，家长带着孩子寻访名师，为的就是找到一个“被鉴定的机会”，如果“天资”被教练否定，则让孩子安心学习，倘若有幸被教练选中，那孩子就要在球房和校园中作出选择。

    “要走专业路线，孩子练球的时间就要有保障，这势必会耽误学业，学校也不可能提供学生在校练球的条件。况且，这些孩子来自全国各地，如何解决学籍也是问题。”伍文忠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为打台球而放弃学业的孩子越来越多，“从七八岁到十多岁都有，一到寒暑假，家长就带着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让我看看。我劝退了很多人，让他们不要放弃学业。毕竟体育是金字塔，打出来则事业有成，打不出来，以后怎么办？”

    在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看来，这种情况和过去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起步时的情形有些相似，都是在项目不成熟的背景下催生出的“特色现象”，“不少家长甚至把让孩子练斯诺克作为一种投资。其实，对孩子的发展方向不能光看能不能挣钱，而应当更多地从兴趣培养、特长凸显和个人完善等多维度去考虑和选择。”伍文忠认为，“对斯诺克而言，并非从七八岁起打球就能成功。孩子在12岁以前，比球桌高不了多少，力量也差得很多。在这个年龄段打球，都是白打，还不如去学校好好读书。毕竟，台球打得好起码有20年职业生命，盲目迫使孩子从那么小就开始练球，并非好事。”

    以家教取代学校教育难免造成“球熵”

    “在小晖哥哥之前，我都不知道台球是什么。是他让我对台球有了最直观的印象。”周跃龙说。2005年丁俊晖一战成名，很多孩子的台球梦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丁俊晖影响了一批人，但在他之前，就有过‘不计代价’的人。在我们打球的那个年代（上世纪80年代），没有想过职业不职业，只要喜欢就全情投入了。”伍文忠向记者感慨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有职业排名赛，有了半职业化的色彩，“有了去英国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圈子里来”。而随着现今台球运动逐步在中国走上正轨，家长看到的希望更大，于是，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开始效仿“丁俊晖模式”。同时，一些让人欣慰的变化也悄然出现。

    参加本次比赛的7名中国小选手均选择了离开学校，周跃龙读到小学五年级便辍学了。尽管在不久前，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了“从今年起，参加青少年比赛的选手，必须提供相应的学籍证明”的消息，但周跃龙认为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如果真要执行这项规定，自己回到课堂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除了和训练时间有冲突外，“学校那些课程，我什么也不会，也不可能读好”。

    但在外界对“斯诺克选手放弃学业”持续诟病的同时，周跃龙等一批小选手也开始意识到文化课的重要性，“我无聊的时候，也会想想原来在学校的情形。现在我请了家教，英语是主要课程，就算以后不打球了，也迟早能用上。”教练伍文忠也表示，很多小选手都选择了请家教的形式，继续接受文化课教育，一天大约要上两个小时的课程，涵盖了语数外等。

    在周跃龙决定跟随伍文忠时，他的家境并不好。而10岁开始打球的吕昊天，据了解，他当初学打球时，生活还不能自理，妈妈只能辞掉工作全程陪伴。那段时间，吕昊天每个月的食宿和学费一共需要2500元，而吕昊天父亲的月收入也就是3000元左右，家里的生活非常拮据。

    伍文忠则告诉笔者，目前学打台球的这些孩子的家庭，其中有85%都在经济上很难维持孩子的梦想，因为从事这项运动消费太高，单是吃、住和练球的费用就难以承受，“一个孩子在南方城市，没有几千元根本过不了一个月。按这个水准，不止是现在的周跃龙和王雨晨，甚至包括原来的梁文博和肖国栋等，都没有经济能力继续打球。”于是，在“丁俊晖效应”的初期，不乏家长“砸锅卖铁”为孩子“赌”前途的现象。

    但随着孩子有教练全权管理，家长的心态也趋于理性，曾经出现过的“父母以卖房、辞职、借钱支持孩子打球”的极端情况也在慢慢消失。这一点，从比赛中父母陪同情况的变化也可见一斑，在三四年前的中青赛上，二三十对父母在场边陪同的现象十分普遍，但现在的大型排名赛中，小选手几乎没有家长陪同。

    虽然家长在物质方面的付出有所减少，但在孩子看来，彼此的牵挂依然沉重，周跃龙感叹：“我从小在广州，爸妈很想念我。别人周末有机会带孩子出去玩，而他们不行。”

    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体育社会学家熊晓正看来，家长的热情值得肯定，斯诺克在中国的发展正是由这种“个人投资”的民间力量在推动，这是中国体育发展背景下的一种特殊途径，打破了传统专业运动队的培养方式，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市场化和多样化。但以让孩子辍学为代价，从长远看，并不适合项目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不同于“丁俊晖热”后的很多极端案例，现在斯诺克小球手的成长更趋于理性，但对于用家教代替学校教育的方式，易剑东也表示，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止学业荒废的作用，但完全让孩子失去学校教育的机会，则可能使其丧失社会化的必要训练。“离开学校，等于失去了学校所能提供的团队训练、合作竞争、相互欣赏等精神品质的砥砺，进而在他们将来步入社会后会产生不适。我国一些国家队运动员退役后缺乏基本生活能力和社会经验，导致其难以融入社会，正是因为他们过早地脱离了学校，今后必须尽量避免这种现象出现。”

    学与训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少年队比青年队成绩好，青年队比成年队有优势，这个在足球项目上尤为突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同样在斯诺克领域存在。丁俊晖曾经表示，中国小球员比英国同龄选手优秀很多。而小选手们近年在世青赛和中青赛上屡创佳绩，也用事实验证了伍文忠“17岁以下最好的选手都在中国”的论断。但为何他们拥有那么好的基础，到了18岁以后却很难再有突破呢？毕竟这么多年到英国闯荡的中国选手有20多个，但最后只打出来一个丁俊晖。

    “我认为斯诺克的人才成长模式还不固定，人才的培养，除了具备天赋、科学训练以及在高水平环境中历练等条件外，恐怕还需要我们很少思考的‘球商’。”易剑东认为，从人的全面发展和项目人才成长规律来看，过早辍学是非理性的，其带来的“球熵”和“球殇”，直接表现为比赛成绩的下降和最终顾此失彼的悲剧。而伍文忠则认为，这种“球商”的不足，还体现在青少年选手对打球的目的很茫然，“小时候孩子们可能觉得打球很好玩，但到了成人阶段，一旦他对自己从事台球的目的不明确，理解为为父母、为教练或为追求名利而打球，那么无形的压力会让他的成绩越来越差。”

    然而，即便深知离开学校迟早会成为小球员成长的桎梏，但依然会有很多孩子和家长愿意“赌”一把，这其中的隐情透着些许无奈。“在国内，不要说斯诺克冠军，即便是奥运冠军，也很少有凭成绩考进大学的。按竞技体育的规律，运动员就要从青少年抓起，试想，一个好苗子从七八岁开始读书，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十六七岁才开始练项目，想要他在25岁出成绩、拿冠军，可能性能有多大呢？”伍文忠的想法恰好是很多家长“义无反顾”的主因。

    “关键看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想让孩子成为一个高水平球手，当然可以让他放弃其他一切而专攻训练和比赛。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心无旁骛的训练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过重的心理压力，缺乏社会交往和文化学习的氛围，也会使他们难以排遣压力，难以平静应对残酷的竞争。”易剑东的担心不无道理，或许在这种封闭训练里，100个孩子能成就两三个优秀球手，但那些没有成功的人，今后势必失去很多人生成长阶段的乐趣和必要的训练，从而在进入社会选择其他职业时陷入被动，“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看，从人生幸福的目标看，这种做法可能造就一批‘半拉子人’。”

    “学与训并非不可调和”，在熊晓正看来，产生矛盾的原因在于训练理念的不健全，家长望子成龙急功近利，以及政府和社会没有给学生运动员提供适合成长的环境。“任何体育项目的训练都存在生理周期的问题，训练效果和时间不一定成正比。我们现在习惯用时间去解决问题，但进行多余的训练就是在浪费时间。”加之家长期待孩子早出成绩，于是，拔苗助长、让孩子过早脱离校园的情况，也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了。

    但是，这种过早开发孩子潜能的现象，并不是经过教练和家长的努力就能完全改变的。更关键的是“要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有别于传统体校的、由普通学校和民间俱乐部共同实现的训练平台，同时，还要根据学生的时间和特点为他们度身打造赛事平台，让孩子们在保证接受义务教育的正常课程外，能就近、低成本地去参加斯诺克的训练和比赛。”熊晓正强调，“他们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运动员。” 

    本届斯诺克中国赛开赛前一天，由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与中国台球协会主办的世界斯诺克(中国)学院在北京启动，兼具文化课与技术训练的课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弥补孩子们脱离学校的不足。伍文忠的弟子、在本次比赛中以5∶2击败柯普而进入正赛的赵心童，即将成为该学院的学生。在教练伍文忠看来，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但进入这所学校，“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学校的）门槛还是高了些”，这让不少孩子不得不放弃。除了在2012年世青赛夺冠而拥有两年职业联赛资格的吕昊天，今年6月将赴英国外，其他还在为实现进入职业赛梦想而努力的“周跃龙们”，仍辗转在赛场和球房之间，这是目前中国斯诺克青少年最真实、最质朴的宿命。

    本报北京3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