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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秦晖著《共同的底线》一书，据作者说，是2003年完成结集、预备出版的。然而今天读来之所以还有新鲜感和挑战性，予人启发也予世警示，除了作者论说之罕有其匹的修辞、逻辑能力，更主要的是所论说问题的性质未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社会的基础该置于何种公正原则之上？不同诉求的各利益群体该在怎样底线之上达成共识？由此看来，秦晖的问题与主义是连在一起的。他所关切的问题无不与主义相关。而他论述主义时无不涉及具体问题。在秦晖的字典里，问题与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舍弃任何一方单独谈及，都不免肤浅。
什么是秦晖的问题？因他自定义为社会人、公民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有关社会的问题，都是他的问题——从政府转型到国企改革，从教育公平到计划生育，从分配正义到转型正义，从自由主义言说到民族主义思潮……无所不包，无所不论其极。而秦晖重点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强制问题，一是分配问题。前者涉及自由，后者关乎公平。在秦晖这里，两个问题属同一个量级，同等重要。
在秦晖看来，强制是真正的灾难之源。文明进步的要旨之一是弱化强制。现代社会，有两种强制最可怕，一是对社会的强制，从而否定社会多元化；一是内部强制，涉及组织多元化问题。强制与理想主义无关。强制带来的一元化在伤害组织健康肌体的同时，会以更剧烈的方式伤害社会健康发展。现实中，所有人对强制都有切肤之痛。强制禁锢人的头脑，限制人的身体，因而将扼杀社会的生气与创造力。在所有对具体问题和主义的论述中，“强制”都是秦晖论说的核心概念。而这一概念及其衍生，与他所有生活经验和历史研究息息相关。
按照秦晖自己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多数知识人热心讨论主义的时候，他关心的是问题——严格说，更着重问题中考据部分，是一个纯学者的分内之责。90年代初学术思想转向，“问题凸显，主义淡出”，大多知识人回到书斋，秦晖却逆流而上，大谈主义。我对此一直有所怀疑。一个专注于“乾嘉式学问”（注1）的学者，如何突然关心起现实中的问题、高谈阔论起主义且一发不可收来了？在出版于1999年的《问题与主义》（秦晖著，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一书收录的《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中，我们找到了答案。他说，这一转变“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中国一个公民的责任感”。同文另一处，秦晖说得更直白：“我向来认为自己是‘社会人’，对我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进程我要知道‘为什么’。”他还特别强调，转变归转变，“但基本人生态度、治学态度和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
以上引文有几个关键词：公民、责任感、社会人、为什么、人生态度和价值标准。这些词所内含的因素，是俄国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费希特（注2）意义上的学者、当今中国意义上的知识人的基本特质。秦晖忽略知识人头衔而只认自己为公民、社会人，我们与其将这理解为身份界定概念的混乱，毋宁说是秦晖夫子自道：我首先是社会人、公民，只不过多读了一些书而已。事实上，这一身份认定最重要的部分，是用“价值标准”说话。这是我们理解秦晖之所有关切与书写的核心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秦晖的价值标准的基本立足点，是常识，是作为社会人、公民源于历史经验和日常生活的最普通而浅显的道理——对于前者他着重治学态度，对于后者他着重认识态度。其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但何以秦晖日常论战、写作往往予人激烈而不妥协乃至咄咄逼人印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处境况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常识感的极度缺乏。梁文道新版《皇帝的新衣》、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此作了精准又令人心惊肉跳的定义。如果说秦晖的论战姿态有什么问题的话，全因他头脑健康，具有强大无比的常识感，以及由此而来的逻辑能力。他无法在来自思想的观念、意见、看法的光谱中，对任何违背常识者保持微笑。他无法不对它们说No，并予以痛击。从1999年的《问题与主义》，到今年刚刚出版的《共同的底线》，他的人生态度未变，治学态度未变，价值标准亦不变。不变的，还有他的言说姿态。
秦晖对分配问题的重视，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他的“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福利”论，遭遇左右夹击。他两线作战，对国企改革中卖方（产权方）缺位，提醒“私分大饭锅”带来的可能恶果，发出改革路径选择远甚于改不改革之议；对社会主义大锅饭就是好，且找来历史和国外论据加以论证的观点，予以严厉批驳。这一牵扯作者十年精力的问题，实质上是个分配正义问题。死守原来主义论者，与所谓效率论者，均对分配正义构成危害。
《问题与主义》侧重问题，《共同的底线》着重主义。在秦晖这里，“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这种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亦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注1：乾嘉学派是指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
注2：费希特（1762～1814年），德国哲学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往往被认为是连接康德和黑格尔两人哲学间的过渡人物。
——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