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赵氏孤儿”应有历史的温情

    电视连续剧《赵氏孤儿案》近来很火，火得甚至出乎了该剧导演的意料。事实上，这个经典故事已经被无数种方式演绎过、无数个媒介传播过、无数个人讲过了。在“戏说剧”大行其道，雷剧、闹剧、穿越剧、悬疑剧、狗血剧、恶搞剧垄断着国人影视生活的时候，一部正经讲故事的历史正剧竟能赢得如此大的关注；在多元化和世俗化的冲击下，个人主义和市场主义伦理横扫一切，让所有坚固和正经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让所有古典的脉脉温情都被解构、嘲讽、戏仿、打碎的时候，这部将古典道德演绎到极致的文化大戏，却随着慢热的收视热潮，走进人们心中。

    其实，这一切并不意外。导演阎建钢说这部作品是他的“静心之作，敬心之作，精心之作”，导演的这种对历史敬畏的真诚是能够传递到观众的。据说，编剧第一稿是依时下的无厘头套路将这部经典改编成了无比刺激的悬疑剧。但倔强的阎建钢坚决地拒绝了这样的剧本。

    更重要的是，这部道德题材的正剧说的虽是千年前的故事，却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待婴儿的故事，就是这部大戏在央视推出前的不久，我们的道德神经，刚被骇人听闻的长春掐婴案狠狠地刺痛过。虽是极端个案，却映照着这个社会某些方面底线的沦陷。疑凶竟然狠得下心将罪恶之手伸向没有任何反抗力的婴儿，这让人产生了一种毫无安全感的道德恐惧。这并不是个案：数起虐童案，不是自己的孩子，竟下得了狠手揪着孩子的耳朵提离地面；佛山小悦悦事件，孩子被数车碾压，10多位冷漠的路人视而不见。

    孩子是人们最脆弱的神经，是人们心理承受的底线，如何对待孩子，尤其考验社会的道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我们沉浸于“孩子被无情伤害”的焦虑不安时，我们在历史传统中找到了精神慰藉。追看《赵氏孤儿案》，不是活在历史中，不是在虚幻的精神按摩中自我欺骗，而是寄望于历史能让那些坚硬的心变得柔软一些，给现实以启示。我们无法回到历史，但可以在与历史的对话中，观照现实，透析心灵。

    不过，《赵氏孤儿案》还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道德争议，每提这个经典故事，也必然绕不过一个道德悖论：程婴拿自己亲生儿子的命去保护主子孩子的命，这在道德上正当吗？这是一个合乎人性的选择吗？舍自己儿子的命去救别人，这是怎样的一种爱？这种残忍的爱似乎很难理解。很多人不是尝试进入那种历史语境去理解，而是用今天的价值观去给古人扣帽子，称这种道德是奴才道德，是自私的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牺牲小我而成就大义”的非人道德。这样理解后，自然就会以阴谋论的逻辑，分析今天在国家电视台推出这部历史正剧后的意识形态目的。

    我不喜欢这种论调。对历史，还是应该有一些温情的，不必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苛求和解构传统。钱穆先生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看待我们的大历史，需要这样的温情。

    首先，我们不能将历史故事简化和历史人物脸谱化。赵氏孤儿的故事，并不像某些人所简化的“舍亲生儿子去救别人”，这其实是一种充满着复杂纠结的痛苦过程。剧中，程婴怒摔亲生儿子这场戏，程婴的无奈和纠结表现得非常充分，也让很多观者哭得一塌糊涂。这是一种复杂并高贵的情感，而绝非虚假。

    其次，古典的道德，我们未必能完全理解，时过境迁后有这种陌生和隔膜很正常。当对一种爱感觉很陌生的时候，不必急于用今天那套解构一切的价值观去苛求古人，而应当保持同情的理解和敬畏。尤其不喜欢当下流行文化中那种痞化作风，当面对一种无法理解的崇高时，就在标签化中去贬低和解构他，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粗痞逻辑去毁掉经典和嘲讽崇高。将自己无知的、无法理解的，都解读为虚伪、愚昧和装。因此，不是每个导演都有资格去拍赵氏孤儿这样的故事，没有历史的温情和对经典的敬畏，没有一种健康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观，驾驭不了经典，拍出来的作品难免透着俗套和猥琐。

    对历史有温情，对现实才不会那么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