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敬意

    在我一大堆留存的报纸中，有一张1990年3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有我写的一则人物小特写，一个基层类似张海迪的人物。那时我还在湖北老家一所学校任教，看到报道后我有些惊讶，那篇文章起码是大半年前甚至更早寄出的，一直没登，我还以为早进废纸篓里了。没想到编辑竟然会一直放在稿库里，适时拿出刊登。

    对我们这些60后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青报无疑是心目中的第一大报，是那个时代高中大学阶段每个班级订阅的首选。从高中开始，到做班主任，再到自己也成为职业报人，30多年过去了，中青报究竟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哪种角色呢？真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打捞一些回忆吧。现在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大兴安岭大火后，中青报刊登的3篇述评性的长篇通讯：《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开创了新时期以来深度报道的先河。那时驻山西记者站的麦天枢有关山西的调查，也让我印象深刻。从整版刊登的反映中国第一批MBA学员命运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知道了这个学位。

    这之后因为走进书斋，我有6年时间离开了中青报。当我博士毕业后放弃到高校任教而选择新闻行业，不知道有多少是受年轻时读中青报的影响？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我做过编辑、记者、专职评论员，偶尔会从中青报“吸氧”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到了太原，到了河源，当我成为一份报纸的总编辑，中青报再次成为我每日必读的报纸，虽然我早已不再年轻。

    让我感慨不已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多少任社长、总编辑，中青报仍然保持着上世纪80年代的品质和报人的品格。

    我一直在琢磨这种品质与品格到底是什么呢？概括起来，新闻人绝对不能满足于仅仅反映生活，应该作为生活的记录者，更是影响读者、改善社会的参与者，有些像普利策所说的“船头瞭望者”。我觉得在中国青年报社内部，是否存在类似波兰尼的“默会认识”——无法明言却又分明存在的共识。体现在版面意识、择稿倾向、评价导向，考核导向甚至民间口碑上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偏重读者的认可。仍以山西为例，对那里官场生态种种乱象的揭示，在众多驻站“国”字号媒体中，《中国青年报》继承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优良传统。作为地方党报的总编辑，我深知这样做有多么难。

    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在更多的新闻从业者把“吸引眼球”作为第一追求的时代，多亏有这样一群中青报的新闻人，保持一种青春活力，关注一切与青春有关的话题，发现、挖掘和传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温暖与温馨。作为职业新闻人，我想表达在《中国青年报》创刊60周年时就想表达的迟到的敬意。

    （作者系广东省河源日报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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