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的车轮

    这些年，朱凤鹏一直在为自己的货车轮子争空间。今年3月，他又一次出发，带上法律顾问，从云南省玉溪市一路奔到河南，出现在焦作市山阳区法院的原告席上。

    他今年57岁，是玉溪市鹏程运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营着140余辆大型货车。去年9月，公司一辆货车途经焦作境内长济高速沁阳服务区时，被该市交通路政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罚款3000元。为此，他将路政管理处告上法庭。

    上原告席这一趟，朱凤鹏花费近两万元。像这样看似“赔本的买卖”，他没少做。这个精明的商人非常清楚，只要赢了官司，哪怕是和解，他那些货车今后就能少交点罚款。

    “我们就是菜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不主动争取，公正不会自己长脚跑过来。”朱凤鹏大声说道。

    本来想节能减排，没想到把自己给坑了

    朱凤鹏赶到焦作时，他的“助威团”也陆陆续续前来，甚至还有河北省武安市的一个人，早晨4点多，就开车往近300公里远的法院赶。

    “我一定能赢。”在法院门口，朱凤鹏一再重复他说了一路的话。朋友们也七嘴八舌地为他鼓劲：“我们支持你打到底。”

    前来为他助威的朋友都是货车经营者。这些年，他们和朱凤鹏一样，深受罚款之痛。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指出，全国一年公路罚款为3000亿元。据公安部网站信息，目前全国货车保有量1900余万辆。以此计算，每车每年“摊”的罚款达15000元左右。朱凤鹏自己也算过，有几年，他的每辆车每年至少为公路罚款“贡献”两万元。

    其实早在1994年，国务院就发布《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拉开治理公路“三乱”的序幕。近20年过去，罚款仍是屡禁不止。

    朱凤鹏有稳定的生意，利润也不错。他对公路罚款虽有些心痛，却也不愿意和执法部门较真儿，宁可“花钱买平安”。但自2009年开始，这个商人发现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货车车轮只要一动，就得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比以往更高的过路费和更高的罚款。

    “快要撑不住了。”朱凤鹏开始紧张。自1994年注册这个公司以来，他第一次面临危机。

    危机来自他2008年定制的80辆新型货车。这种货车的挂车，采用了国外流行的超宽单胎和空气悬挂系统。当时，国内的重型挂车一般采用双胎，即每一轴单侧的轮胎数量为两个，用单胎挂车的人很少。

    定制之前，朱凤鹏就打听过，这种新型挂车不仅节能、耐用、多拉货，而且符合国家提倡的“节能减排”政策要求。有人和他开玩笑说：“说不定环保部门还能给你补贴。”

    他还核实过，自己定制的挂车，完全符合国家标准。2004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对单胎、空气悬挂挂车有专门的规定。

    配合新型挂车，朱凤鹏又购买了相应数量的进口牵引车。截至2008年底，他为此投入近亿元。

    2009年1月1日，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随即，超宽单胎的第一次转动，就让朱凤鹏大吃一惊。一辆新型车往返北京，全程高速，车货总重40吨，过路费比同样承载量的普通双胎车要多出近6000元。

    当然，新型车有明显的节能优势，百公里油耗，要比老车型节油7~8升。

    他根据驾驶员带回的收费票据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出在“超重”上。收费站对该新型车执行的最大限值承载量为29吨，但整车及集装箱的自重就高达19吨，加上货物当然就超了。实际上，按照国标，新型车和之前的老车一样，有相同的最大限值承载量，即车货总重不超过43吨。

    “我们的车辆符合国家标准，为什么不按标准计重收费？”朱凤鹏忿忿不平，时不时冒出一句“国骂”。

    与高过路费一起的，驾驶员还给他带回一张2000元的罚款单，罚款理由是“超限”。

    对于超限，朱凤鹏同样不认可。不过当时他无暇顾及此事，而必须全力解决单胎车辆的过路费问题。不然，公司80辆新型车，一年的过路费，就得多支出600多万元。

    “本来想节能减排，没想到把自己给坑了。”他一声叹息。

    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有尊严的社会

    每辆车120万元的投资，即使比以前少赚，车轮也得转着。朱凤鹏也在转。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全国各地。

    第一站是北京。2009年春节刚过，朱凤鹏就带上公司最熟悉业务、最懂法律的员工，到交通运输部反映情况。

    到北京之前，他做了充分准备，找到3份文件。一份是国标，一份是《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以及《关于印发贯彻实施<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紧急会议纪要的通知》。

    后两份文件，就是朱凤鹏常挂在嘴边的“2号部令”和“紧急会议纪要”。

    这3份文件对朱凤鹏采用的新车型，都有明确规定。“按照规定，我的新车和老车一样，都能拉43吨。收费站按超限收费，完全站不住脚。”朱凤鹏说。

    到北京后，交通运输部的门卫不让他进去。他就每天守在交通运输部门口，想来一个“拦轿告状”。春节后的北京，天寒地冻，这个西南汉子冻得浑身发抖，每天都裹着厚厚的棉袄。中午他们轮流在小饭馆吃饭，以免“错过领导”。

    终于在几天后，站岗的武警小战士偷偷将朱凤鹏放进交通运输部大院。小战士还给他指点，找哪个人最管用。

    按照小战士的指点，朱凤鹏顺利找到交通运输部公路司的领导。他问对方，为什么高速公路收费站不按标准收费。

    “领导一点脾气也没有，耐心地听我说。”朱凤鹏回忆说，“领导也真当回事，说会给我一个答复，还说以后来了直接找他就行。”

    9月下旬，当他第8次到交通运输部时，朱凤鹏拿到了刚刚发布的交通运输部（2009）527号文件。这份文件，日后成为他相当重要的一个“武器”。

    这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治理车辆非法超限运输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像朱凤鹏这样的新车型，实施计重收费时，应按国家标准予以认定。

    朱凤鹏只上过小学二年级，不认识多少字，只能流利书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在听同行者一字一句念出这份文件后，他“像小孩一样跳起来”。

    回到公司后，他复印了很多份文件，分发到每个驾驶员手中。员工们还记得，在公司会议上，老板经常喊：“我们胜利了！”

    可事实证明，这个曾经的军人低估了眼前的困难。直到现在，仍有一些地方的交通部门，不认可527号文件。

    当年国庆节一过，朱凤鹏又转起来。他带着自己的员工，带上4份文件，驱车到一些省份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拜码头”。

    这是朱凤鹏的第一次。他是云南昭通人，在玉溪市做公司10多年，他从不拜访当地政要，不在酒店宴请别人。他也不认识几个当地领导。即使像红塔集团当年的风云人物褚时健，他也只是把对方请到办公室，在几张办公桌上吃饭。

    他的办公室门时常敞着，勤杂工进来，他也会递根烟。很多员工，甚至可以和他对骂。骂完即忘，第二天仍是嘻嘻哈哈。

    这个腰缠万贯的老板满口脏话，经常在说话中自称“老子”。“老子不求人。”他经常这样说。

    但是这一次不同。为了让自己的车辆能有个平等待遇，他破例宴请他人吃饭。有时，他还说一些恭维话。

    在他的努力下，有几个省份，比如云南、广西等地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的人，表示以后收费，按照527号文件执行。但更多的省份并不买账，依旧对他的新型车按29吨的最大限值计重收费。

    “对有些地方，交通运输部的文件就像一堆废纸。”朱凤鹏有些沮丧。

    无奈之下，他决定在湖北省采取“过激”行动。

    当时，湖北是朱凤鹏的车辆经常路过的一个地方。无论向东、向南或向北，湖北是必经之地。2010年3月，他在疏通湖北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无望的情况下，召集滞留在湖北的公司车辆，并做好标语，准备在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这一天，堵死收费站，以引起该省相关部门重视。

    他策划的行动，引起外界的关注。在新华社记者的努力下，湖北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认同了朱凤鹏的请求。朱凤鹏也放弃了自己的行动。

    “这不是我想做的，我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有尊严的社会。”他说。

    货车穿行在中国各地，却像穿行于一个个“规则各不相同”的国家

    朱凤鹏在各地“拜码头”之时，也一直在寻求各种资源，试图突破困境。

    为此，他找到老朋友、法律工作者张晓岩。张晓岩从事法律工作20余年，在认真分析朱凤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后，提出了走法律程序的建议。

    “告他们去，我们胜算很大。害怕的是他们。”张晓岩说。

    朱凤鹏当即答应，并以“公司最高工资”聘请张为公司办公室主任、法律顾问，全权处理公司过路费及罚款事务。

    就在朱凤鹏策划湖北堵路的同时，张晓岩准备材料，写好诉状，就湖南省枣木铺收费站多收取公司一辆车过路费一事，将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告上法庭。当年3月29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诉讼事由为，该管理局下属的枣木铺收费站，其收费识别系统，能识别公司超宽轮胎车辆，但多收取公司一辆车600元过路费。

    没想到，这头刚递交诉状，那头电话就追来了。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希望能双方商谈。

    2010年5月，朱凤鹏和张晓岩赶到长沙市。10日，双方在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办公大楼达成一致协议。达成和解的协议内容为，枣木铺收费站多收过路费的行为，为个别收费人员操作不当。

    高速公路管理局承诺，日后将严格按照（2009）527号文件执行收费标准。“若再出现由于收费员操作不当引起的多收费现象，乙方将及时妥善解决相关问题”。乙方即管理局。朱凤鹏方则承诺，和解协议生效后，即刻到法院撤诉。

    当天上午，双方签署《和解协议》。下午，张晓岩到法院撤诉。

    首战告捷，朱凤鹏美美地请张晓岩喝了一次酒。张晓岩也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诉讼之路。正如他以前形成的一个感觉一样，货车穿行在中国各地，却像穿行于一个个“规则各不相同”的国家。而现在，他一个个省份要求落实527号文件，也像是在一个个国家间进行。

    在递交诉状的同时，他也会寄给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首战告捷的《和解协议》。另外，他还动员生产挂车的厂商，向各省区市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邮寄反映材料。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希望收费站收费时，执行527号文件。

    很多地方，张晓岩一把材料寄过去，对方就希望和他商谈。渐渐地，不少省份的高速管理部门表示，以后按527号文件计重收费。

    但也有一些意外。比如，某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在向省交通厅的请示报告中写道，一直没收到527号文件。请示报告的落款为2010年4月12日，而527号文件的发布日期为2009年9月27日。

    “将近半年时间，一份关键文件都收不到，实在不可理解。”张晓岩忿忿地说，“给车主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

    他还发现，超宽胎车辆早在2000年就已被国家认可，但10多年后，一些收费站还没有相应的收费识别系统。对方甚至和张晓岩商量，能不能用手写票据。

    到2010年底，除很少地方外，朱凤鹏的新型车基本解决了过路费问题。

    尽管结局令张晓岩满意，但这个法律工作者却不无担忧：“一项政令，通过一家公司走法律程序推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更可悲的是，还有几个地方根本就不认可这项政令。”

    我们要的是一个环境

    货车轮子在转，朱凤鹏和张晓岩在转。同时，执法部门的车轮也在跟着货车车轮罚款。

    早在朱凤鹏的新型车于2009年上路时，伴随着高额过路费而来的，还有超限罚款单。“2号部令”分别从车辆的几何尺寸（长宽高）、车货总质量以及轴载质量等3方面，对超限加以界定。朱凤鹏的新型车，超过了规定的几何尺寸。毫无疑问，仅从“2号部令”看，这样的车被罚款，理所当然。

    但是，就在“2号部令”施行5天后，交通运输部公路司就发布了“紧急会议纪要”。这一新通知对新型车的超限标准有所放宽。次年，交通运输部又发布文件，对“紧急会议纪要”的内容，予以确定。

    这样，如果朱凤鹏那些超出“2号部令”界定的车辆，每半年一次申请到云南省省级公路管理机构颁发的通行证，依规定就可通行全国。

    但事实是，办理了通行证的新型车，仍频频被罚。2010年，朱凤鹏公司的300万元罚款中，超限占了其中的大部分。

    不久前在焦作开庭的行政诉讼官司，就是关于超限之争。焦作市交通路政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不认可驾驶员出示的《云南省超限运输通行证》。对方以该车车货长度超长、擅自超限行驶运输为由，罚款3000元。

    面对超限困境，朱凤鹏联系到河南西峡县的货车车主王金伍，邀请他合作。王金伍早年开过大货车，很早就在为大货车司机呐喊，解决了很多乱罚款问题，在大货车车主圈内颇有名气。

    张晓岩和王金伍达成一致，走法律程序。针对超限罚款问题，他们投诉、提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很多地方，材料寄过去后，对方就表示退钱。陆陆续续，公司的罚款少了，一些被罚的钱，也退还到公司。2012年，公司的罚款锐减到不到20万元，平均一辆车一年的罚款不超过1500元。事实上，还有很多罚款最后被退了回来。

    2012年9月20日，该公司一辆车，在返回云南的途中，因道路判断失误，进入哈尔滨收费站。收费人员认定，该车为6轴车，其长度和宽度均超过527号文件限定的范围，属“非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处以罚款2000元。事实上，这辆车为5轴车，长度和宽度均在限定之内。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印章为“黑龙江省公路路政管理局”。驾驶员拨通张晓岩电话后，一再说是自己失误。可张晓岩却像“逮到一条大鱼”一样，兴奋地对驾驶员说：“你没有错，有大功劳，应该受到奖励。不要争，把票据带回来就行。”

    张晓岩拿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票据后，立即写材料，准备状告黑龙江省公路路政管理局。

    黑龙江是公司车辆“超限”运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2010年，王金伍和张晓岩专门到林甸县运管站交涉过。王金伍认识了当地一个运管站站长，酒后，这个站长倒出了运管站与财政局六四分罚款一事。后来，该站长被批捕。

    当时，张晓岩手头的票据有一尺多厚。因此，在递交诉状之时，他也一并将该省范围内的罚款行为，投诉到黑龙江省政府。

    很快，黑龙江省政府责成该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听证会。一方为朱凤鹏公司，一方为该省的路政部门。当时，张晓岩、王金伍以及公司另外一人，代表公司参与听证。

    双方搞了3轮辩论。从王金伍拍摄的录像中可看到，对方表示：“退钱给你们吧。”

    张晓岩站起身反对：“我们要的是一个环境。”

    听证会后，当地法院受理了张晓岩提起的行政诉讼。经过几轮协商后，张晓岩同意撤诉，对方承诺就朱凤鹏公司车辆超限问题给一份会议纪要。但至今此事没有下文。

    不过那以后，朱凤鹏公司车辆途经此地时，罚款明显减少。

    法律面前，张晓岩不是没输过。

    从2010年12月开始，他就针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公路路政管理支队超限罚款，向该市交通运输局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事由为，其公司的9辆车，在当年9月通过该区域时，被被申请人以“超限”为由，各罚款7000元。

    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张晓岩又将管理支队告上法庭。一审判决，张晓岩方败诉。经中院行政裁定后，将案件发回重审，至今仍未开庭。

    为此事，张晓岩飞赴内蒙古不下7趟，花费3万余元。朱凤鹏从没说过“不”。

    希望问题用法律来解决

    张晓岩刚进入朱凤鹏的公司时，为了深入了解车轮上的负重，曾多次随车出行。

    有一次，货车行驶在四川省境内时，刚出收费站，就有当地路政罚款2000元，理由就是车辆“超限”，触犯《公路法》第50条及第76条。车进城市道路，又有城管出来拦车罚款2000元，理由是车辆违反《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27条及第42条。当然，他还碰到形形色色的罚款，比如以“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为由，被交警罚款20元等等。

    在张晓岩看来，路政的超限罚款大多并无正当理由。在焦作的法庭上，他向法官陈述了同样的观点：“部门规章怎么能成为处罚的依据？法律问题必须回到法律本身来解决。”

    目前，张晓岩希望能出现一个关于依据《公路法》第50条及第76条处罚不当的判例。这样，他就不用再一遍一遍陈述自己的观点。

    对于城管的罚款，这个法律工作者更是气愤：“《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早在1996年实施。现在城镇化发展这么快，哪是城市道路，哪是农村道路，谁能说得清？”

    车子从一个城市出来后，张晓岩又让车子驶进该省的另外一个城市。在第二个城市中，同样又碰到路政和城管，被以同样的理由罚款。驾驶员出示在上个城市的处罚决定，但该城市的执法人员一概不认。

    对此行为，他也认为执法部门执法不当。早在2004年，由原交通部、公安部以及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超载集中治理工作的通知》中，就有明确规定：已被一个省（区、市）的执法部门处罚的，另一个省（区、市）不得重复处罚。

    张晓岩感慨万分：“我们还没有跨省，一趟下来，却像是穿过不少国家。”

    王金伍对此感触更深。货车在路上行驶，至少有交警、路政、运管、城管等4个部门能向车辆伸手，甚至一个地级市的各个县，都互不认罚款凭证。

    此外，森林、盐业、烟草、税务甚至派出所、工厂，都能罚款。各种奇怪的票据，王金伍保留了很多。据此，他制作了几幅漫画，并贴在“天涯社区”里，点击量颇高。

    2008年油荒时，一些车主开始加装油箱，以免加不上油。对于加装油箱这一现象，执法部门纷纷向驾驶员开出罚单，5000元到2万元不等。但按照王金伍的理解，“法无禁止即可为”。他查过相关法律法规，没有一条禁止加装油箱。

    讽刺的是，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竟然拿着一份杂志的答读者问，开出罚单。

    2008年，有读者问某杂志“加装油箱是否属于擅自改装”问题时，该杂志编辑部回答：“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在货运车辆上擅自加装油箱的行为，应当按照《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现实中，王金伍就经历过，当他询问罚款依据时，执法人员拿出该杂志答读者问一页的复印件，对他说：“这就是依据。”这令王金伍哭笑不得。

    朱凤鹏的车辆也因为加装油箱吃过罚单。当时，他加装油箱后的车辆，通过有关部门验审，但执法人员还是以“擅改”为由，开了罚单。

    2011年12月，朱凤鹏公司的一辆货车途经河北省秦皇岛市时，被该市海港区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站罚款2万元，理由是“使用擅自改装或擅自改装已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

    王金伍当时为朱凤鹏处理此事。据他的录像，该管理站实际的理由竟是“多装了两颗加固螺丝”。王金伍据理力争，最后，对方退还罚款了事。

    “在罚款上，一些执法部门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王金伍总结道。

    4年来，朱凤鹏逐渐有了名声。不少货车车主挂靠在他的公司名下，借他的名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早在2010年，他就为公司每个驾驶员配发摄录设备，要求驾驶员在遇到罚款时，把罚款的场景拍下来。他还曾出过公司规章，当遇到罚款不给凭证时，又没有录像，公司不予报销。他也常在电视台亮相，痛斥某些公路执法怪现状。

    然而，这一切都抵挡不住汹涌而来的罚款。

    今年开始，公司的罚款又有反弹。就在前几天，有驾驶员给他打电话，说在某地，路政执法人员既不罚款，也不让车辆通行。

    挂上电话，他不禁骂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