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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云图》中，有位滞销书作家在一次酒会上，怒将曾写书评批评他并且在酒会现场仍然讽刺他的书评人当场击毙，这个情节会让不少写批评文章的作者心头一凛：如果搞批评的都是这个下场，恐怕没几个人愿意批评了。
想起这个电影片段，是因为看到《收获》主编程永新宣布罢看《文学报》的消息。为什么罢看？因为《文学报》刊登了对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的批评文章，程永新认为，《文学报》对莫言的批评使用了“文革”式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逼疯”。
程永新是以微博的形式表达对《文学报》的不满的，但他的观点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罢看某种报刊，是个人选择，无可非议，但有何理由认为批评者的语言是“文革”语言？“文革”对汉语的污染尚且需要漫长时间来清除，轻易将批评文字说成“文革”语言，本身似乎就有暴力定性的倾向。而“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逼疯”的说法，实在是夸大了批评家的影响力，同时也小觑了作家的承受力。
现在是批评家最没市场的年代，各个领域、各种势力都在竭力“消灭”批评家，批评家在当下想要针对大多数事物展开批评，都要找角度、讲技巧。“有话不能直说”，让太多的批评家消极退场，取而代之的是表扬家。难得还有人愿意为文学写点批评文章，发表在一家文学媒体上，那些文章根本没机会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因此，过激反应，或许是太在意批评本身，而非批评内容。
鲁迅说过，“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但鲁迅还是对批评家有客观的认识，他把作家和批评家比作厨司和食客，食客可以对厨司的“菜”品头论足，但厨司却不能反过来要求食客掌勺一试身手。批评家的水平有高有低，但评判作品却是他们的权利，身为作家不能因为批评家说了好话就引为知己，说了不中听的就火冒三丈。有的作家会在小说里“公报私仇”丑化批评家，有的作家被批评家骂急了也会披挂上阵写文回应，这么做都能理解，但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要求批评家闭嘴，这只能暴露作家内心的脆弱和对作品的不自信。
允许批评家说话，天塌不下来。请放心，这个时代还真没有几位疯了的批评家，也稀缺天才的作家，文学本就疲软得一塌糊涂，文学江湖更是一片你好我好他也好，有那么几个人愿意提点不同的意见，用尖刻的话刺痛一下作家，该好好珍惜才是。被批评的作家，愿意亲自上阵奋起回击就反击，不愿受累说话就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吧，如果这点胸怀也没有，只能说，我们的作家被吹捧给惯坏了。
文学批评很可能对作品造成误判，但却很少会对一位作家形成污蔑。说一个厨子做菜不好吃是因为他长得难看，这是胡搅蛮缠式的批评；但批评一个厨子做菜难吃，这毫无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刊媒体上有关文学作品、文学思潮的笔战不断，这并没有把天才作家逼疯，反而“逼”出了诸多优秀作品。文学的繁荣必然伴随着批评的繁荣，如若连批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衡量文学自身斤两就失去了标准。
《收获》主编的这次微博表态，除了能吸引一点眼球外，于提升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度毫无帮助。真想反驳，大可以拿起笔来与批评家对战，这样反倒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到，作家的天才究竟体现在哪里。
而反观《文学报》总编辑陈歆耕的表现，也有点令人失望，他其实完全不必说“新批评”栏目“不代表本刊立场”，而应该力挺撰写批评文章的作者。批评，需要勇气，需要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担当，只有如此，“文学批评”这一快要消失的文体才有望再度活跃。
《收获》主编批评《文学报》的这场“口水风波”的唯一好处是，制造了一个文化话题，给了大众媒体关注文学批评的一个借口。但如果“文学批评”这一文体要靠此类“口水战”才能引起舆论的关注，那才是更大的悲哀，因为，真正值得文学界人士讨论与反省的是——我们的文学批评是如何逐日减少的。
韩浩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