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当她坐在旧式的木头长椅上，下午的阳光照进来，她就开始昏昏欲睡。
可是，只要她一穿上白大褂，就会立刻显得精神焕发。
她连自己大儿子、国内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胡大一的电话号码都不记得了，但是她总会念叨着打电话嘱咐病人来复诊。
在家里，她是一个“抠门儿”的老太太，舍不得浪费一个馍，多买一棵菜。不过，她会大方地给人垫医药费，捐钱给贫困小学建书屋。
胡大一在微博里称，母亲可能是中国最老的出诊医生了。胡佩兰已经97岁，在郑州市一家社区医院，做妇科大夫。
“多活一天，就干一天。只要还能看病，我就要上班。”对这位老医生来说，工作是她保持长寿的秘诀之一。
虽然出门只能坐着轮椅，但这个高龄的老太太每天都要“捍卫”她的权利：工作。她的头发全白，还有些稀疏，脖子上的皮肤已经松弛。她的轮椅也换了两把，但是车轮仍然“吱吱”前进。
她说，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的病人在等她。
确实，在这间不到15平方米的诊室里，几乎每个出诊日的上午，病人都会把这里拼得只剩下一条过道。木凳和病床上坐一排人，墙边站着三四个。她们中间的一部分，可能来自几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或者农村。
胡佩兰的生活几乎就是工作，她的爱好也是工作。“上班”对这位年迈的老大夫来说，是一件光荣甚至带着仪式感的大事。
她必须每天8点半准时出现在医院，这是任何人都不能破坏的“铁律”。只要她坐着轮椅出了家门槛，看见那辆专程来接她的旧面包车，她这一天就能收获好心情。
岁月终究是不饶人的。要搭上这辆去医院的车，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并非易事。她缓慢地从轮椅上起身，一只手抓住汽车座椅后背，另一只手摁住挡风玻璃下的仪表盘。这是一双老得像枯枝的手，青筋凸起，上面还布满褐色的斑点。她拒绝身边人的搀扶，好似用尽全身力气蹬上了齐小腿高的汽车台阶，弓着背，身子往前倾，屁股才终于挨到了座位。
不过，当她穿上干净的白大褂，她不会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她的病人们，也不承认这一点。
等这位老大夫一开始坐诊，她就无法闲下来。一个接一个的病人，推门而入，围在她身边。她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大声地问：“你哪儿不舒服啊？”
病人趴在她耳边回答。唯一遗憾的是，近几年老大夫的听力在下降，耳朵有些背。她侧着身子，努力地倾听着，实在听不清，就找她的学生帮她“翻译”一下。她的鼻梁上架着眼镜，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在病历本上一笔一画地写着字，没有一丝颤抖。在10年前，她还可以做剖腹产手术。
她要为病人做检查。她双手摁住办公桌，慢慢地站起来，再借着这股力，将身子扭转45度。但是，她的腿卡在椅子和墙壁的缝隙之间，停留好几秒，才拔出来。她扶着椅背，向距她一臂远的检查室走去，准确地说，应该是双脚在地面上蹭着，就像要最大限度地寻找摩擦力，才能维持身体的平衡。同样，她不习惯别人搀扶。
作为一个已经行医将近70年的大夫，她年轻的时候，从办公桌走到检查室，只不过往前迈半步而已。
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上岗的医生。时至今日，她自豪地说自己是新中国首批全国“劳模”。当她回忆起参加1951年国庆大阅兵的往事时，一改她平日坐诊时的平静，脸上流露着满足感。
她在昔日的郑州铁路中心医院工作到退休，不过她只说是被人“接班”。这一年是1986年，她已经70岁了。家人和学生都以为，她终于要歇歇了。但是，她创办了“胡佩兰妇科专科医院”——郑州最早的一批民营医院。直到一个雪夜她在走下医院台阶时，摔断了三根肋骨，才被迫休息了几个月。
医院在不停地拆拆建建，名字都跟着换了。她的病人也变了，过去她们都是一身单调“灰衣灰裤”，到现在每个人穿着连她都说不上款式的时装。但她的病人却觉得，除了岁数在增长，多了一把轮椅，胡大夫没有改变。
她的不少病人是一家几代人，或者同一个村子里的村民。胡大夫换医院了，很多病人打听出来新地址，再去找她看病，一直到眼下的这家社区医院。她的病人说，“胡大夫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全家妇女都找她看病”。
在病人看来，这位医生值得信赖的地方是，“医术好，看病仔细，而且从不乱开药”。
“没这毛病，为啥还要检查？”面对一位心急的病人，97岁的老大夫拿出医生的威严，劝说对方不要花冤枉钱“乱检查”。
她用几句大白话总结了自己一直以来信奉的准则：“我用药，一是看疗效，二是要便宜，尽量不开进口药。”
几天前，一个中年妇女挎着一篮鸡蛋，牵着她刚满两岁的孙子，来感谢胡佩兰，“几百块就把病看好了”。
胡佩兰也是这么教自己的学生的。她的学生唐利平在日记里写道，“老师一直跟我们强调，不要给病人过度的用药和治疗”。
在很多人眼里，这个老太太“过时”了。
有人问：“你这么大年纪了，为啥还要工作？”她几乎不用多想，用有时代感的语言回答：“为人民服务啊。”
说起很久以前那个年代人们的工作热情，她的眼里放着光：“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每天早上先去修路，再去上班。那时候，白天黑夜地工作，没人说加班费。”
她还会念叨着：“以前医生以病人为主。”
她固执地守着一些老旧的东西。她还是喜欢用黄色封皮的老式病历本。她的办公桌掉了一大块漆，椅背上也是斑斑驳驳，但是，几次诊室搬家，她都不准别人丢掉它们。她有一个用了20多年的老式手电筒，手柄生锈了，电池接触也不好，但是谁说要扔了，她就会生气。
胡佩兰的年纪确实大了，有时候也会犯迷糊。她弄不清楚，为何这些天有那么多记者来采访她，就私底下问学生：“搞啥咧，这又是在搞运动？”
她的床头柜上蒙着灰尘，棉袄上还沾着油渍。衣柜里贴着的标签，告诉她不同季节的衣服放在哪个包裹里。家里人的电话号码，她都记不住。不过，她却能一下子叫出不少病人的名字。她一再嘱咐学生给病人打电话：“咋还不来看病咧，情况咋样了？不要嫌我啰嗦。”
她的病人也记得她。一位病人患了脑瘫，记忆力衰退，多年后却在一次翻报纸时，看到胡佩兰的照片，高兴地嚷嚷：“你看这不是胡大夫嘛！胡大夫今年多大了？”
除了工作这个最大的嗜好，她仅剩不多的兴趣就是读书和看报。如同她每天转个不停的轮椅车轮，她也在“与时俱进”着。从这个高龄的老太太口里，也会蹦出“野鸡大学”、“光盘行动”这些词语。有一天下班，她特意要司机送她到医院礼堂，说是“要学习十八大精神”。
事实上，她并非只生活在轮椅车辙能到的世界里，她并不糊涂。她说起了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报道，“一个病人杀死了医生”。她花了好几分钟，从头到尾地讲完这个故事。
“病人的儿子觉得是没有给医生红包，医生不给好好治。其实，他爹都是晚期了。”这个老大夫，始终觉得“红包”无法和医院联系在一起，“以药养医也不是个事儿”。
她说自己70年没收过红包、没被病人“医闹”过，她从来不担心自己的诊室会有危险。她说：“没有妨碍，以人心换人心。”
她的学生说，“老师就是守着医生的这片净土”。
她的第二把轮椅也旧了，坐垫的边缘磨得发黑，脚镫生锈了。而她的老习惯就像那个车轱辘，固执、坚硬。
她身上穿的红棉袄已经十几年了，儿子给她买的新衣服一直挂在柜子里，“从不拿出来穿”。她的饮食很单调，“基本就是馍和面汤”，而且馍一定要自家做，因为“一块钱街上买4个，在家能做6个”。馍发酸了，她也不会扔，留着下一顿再吃。
但是，这些年，她先后捐了7万块钱，援建了30所“希望书屋”。她打算，等自己百岁的时候，“再捐3万块钱”。
眼看她岁数越来越大，行动不便，她的四个儿子都说“老娘别去上班了”。但天大的事情都不能阻碍她的轮椅向医院行进。
有一次大雪天，积雪没过膝盖，她还是要去上班。她的学生和保姆，三个人在雪地里推着轮椅，“一个人在她背后推，两个人拉着车轱辘”，走上了快车道。一辆辆汽车从他们身边经过，车轮上绑着防滑链。一位车上的司机，看到这一幕，直摇头：“这子女真不孝顺，这么冷的天，不要老人在家暖和，还要在大街上走。”这让学生唐利平的脸“羞得发烫”。
前几天，大儿子胡大一从北京回来接她回家。她很高兴，终于决定对自己放松一点要求，早点回家。她还给院长打了一个电话，说是要请假。不过，她仍然在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之后，才坐上轮椅回家。
真要等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脱下白大褂，她的心情就开始失落。在家休息的时候，她时常没精打采，“老犯困”。有时，她会无所事事地转动轮椅在屋子里来回走几圈。如果轮椅可以一直这么转动，她还是希望它载着自己走在上班的那条路上。
4月的一个下午，面包车把她送到家门口。下车的时候，老太太扭过头，问司机：“明天你还会来接我上班吗？”在听到肯定的回答后，她转过身，轻松地打开了车门。
本报记者 陈璇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