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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席上的官员
坊间有一句俗话叫做“民告官，不见官”，说的是当政府部门被老百姓告上法庭的时候，往往只见律师不见官员。如今，在北京市平谷区，一场“逼官员出庭”的改革已经开展了快两年，其中一些细节颇值得玩味。
起初，这里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从2005年至2009年的5年里，平谷区114件行政诉讼案中，没有一个“一把手”出庭。
改变发生在2011年6月，案子不是什么大事，三个村民起诉平谷区政府违规为某养殖基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最终区政府胜诉。唯一令人惊喜的是，这一次，是时任区长的张吉福本人坐上了被告席。
据悉，这是北京市首例区长当庭应诉的案例，张吉福的解释是：“现在的行政负责人应该具有法律意识，应该主动出庭，这是对法律的尊重。”
事实上，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平谷区开始将部门一把手应当出庭率与考核区优秀机关、“五好”乡镇挂钩。很快，他们便刷出了令人吃惊的“一把手”50%的出庭率，远远高出北京市高院要求的5%。
更饶有意味的是官员们走上被告席之后的表现。有的官员搞不清楚庭审程序，一张嘴就是“我们没有错”；有的官员习惯性地在双方律师辩论正酣之时掏出手机，猫下腰打电话；还有的官员在庭审现场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据说，庭审过程还为此特设了行政机关负责人独立发言环节，并纳入政绩考核。
改革是好事，到位却是难事。这一回，公权力算是给了法治面子，却还没给法治里子。被告席上的官员们可得改改，不然，眼睛盯着法官，心里想着领导，累不累得慌？
退休后的官员
“中国足球都这个德行了，你们干吗还关注这个？”对媒体说出这话的人是郎效农，中国足协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前主任，被称为“中超之父”。
在任的时候，郎效农谨言慎行，如今，66岁的他已经退休，似乎不再顾忌什么。在郎效农的印象里，中国足球的兴衰与其和政治的距离有某种隐秘联系。
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体委出台了“奥运战略”，即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一些出成绩较慢的集体项目被打入冷宫， “国家体育系统对足球不耐烦了，”郎效农将那时的足球比喻成“一块吃着腻，扔了又可惜的肥肉”。
彼时，正是市场经济的开端，被推向社会自由发展的足球也因此开始了职业化的进程。而郎效农当时的身份是足协联赛技术部官员， “联赛在开始的两三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好像一种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爆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职业化改革将近20年，结果折射在中国男足百名左右的世界排名里。
这位曾经的足协官员并不忌言自己的判断：“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体制，足协主席不是通过正式程序选举出来的，而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选派任命的。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
这观点不新鲜，但从一个老足协官员的嘴里说出来却有分量。他还说，“对行政管理足球迷恋，没有意识到改革和发展的责任，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但在权力的关照下，除了坐一个结结实实的“球车”，似乎再没有别的可能了。
冒名顶替的官员
这个世界太疯狂，妻子替夫领“皇粮”。近日，陕西榆林子洲县何家集镇政府出了一档子怪事。一名叫做加建平的镇政府干部，从2009年起就离职去外地做生意，而在此后的4年里，妻子徐某一直在顶替他担任驻村干部，并代领工资。
令人咋舌的是，这件明显违规的事并不是暗箱操作的结果。2008年9月的一份镇政府党委会会议记录显示，开会地点在时任镇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参加人是全体领导，关于“短缺人员的处理意见”则是同意由加建平之妻徐某顶替工作。从此以后，镇政府办公室再开会时，徐某便会顶替丈夫的角色，不过，她在签到册上写下的仍然是“加建平”的名字。
如今，随着此事在媒体曝光，镇上紧急停止了徐某的工作，该县的纪委书记也表示“一定会严肃处理”。 但在记者的走访中，一些镇干部却认为徐某“工作能力强，有本事，比加建平优秀得多，领导也经常点名表扬，其能力不逊于在编干部”。
事实上，如果以最大的善意判断这件事情，镇干部们的逻辑或许是，加建平的妻子既然足够优秀，凭什么不能替夫从政？而这种思维定式的可怕之处在于，法治是用来说的，人治才是心里信的。至于程序，则像是戏法，变变就没了，变变又有了。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