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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当上“新妈妈”的女大学生村官应英决定留在江苏常州的农村。这个经济学专业毕业、原本可以留在银行工作的漂亮女生，如今却成了一个晒黑了皮肤的农场主，每天为那640亩农田忙碌着。
在农村打拼5年，身边的大学生村官朋友一茬接一茬地换，有人考上公务员去了乡镇、开发区或者市里，有人考进了事业单位，还有的人到苏州、上海的大企业做管理人员。只有应英，始终留在石庄里村，守着自己那块“宝地”——200亩油桃、200亩芦笋、200亩螃蟹，近来，又多了40亩地用来种植其他蔬菜瓜果。
当一些人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奔向看来“更有前途”的城市时，另一些人，在常州农村，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拓荒”。他们敢于尝试一切新鲜事物，把撂荒的土地变废为宝、引进新品种的瓜果蔬菜、用更“潮”的方式销售农产品、用新型农业技术装配自己的农场。像应英一样，他们决心留下。
没人敢要的600亩荒地
应英是一个典型的“拓荒者”，她的“发家”缘起一块面积600亩的“烫手”荒地。
“当时这块地已经荒了两年，没人交租，也没人敢接。”这块地是石里庄村和前舍村两个村子联手，好不容易集约流转出来的一块地，原本是为了“集约利用土地、建设新农村”，却不曾料到，“新农村”建起来了，“地”却找不到人来种了。原本说好承包经营这块土地的老板，不知为何“临阵脱逃”了。
600亩肥田，成了烫手山芋，谁想接手，就得承担每亩地每年700元的租金。算下来，除了种子、肥料、复垦、农业设施的投入外，一年仅租金就得42万元。
从看到这块荒地开始，应英就注定成为80后女性中的一朵“奇葩”。2008年，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她，拿着父母力挺的几十万元钱，包下了这600亩地，创办了常州笙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她把自己接下这块烫手山芋的原因，谦虚地归结到“无知者无畏”这个看似荒谬的理由上。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独到的眼光。
当时，常州的各级政府正在力推“新农村”建设，土地的集约利用是其中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环节。通常农民们的想法是，“上楼”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当农民，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同意“上楼”，既然“上了楼”，能不当农民、不用下地干活那是最好的了。
很少有人“上楼”后还嚷嚷着非得回去种地的，更何况还要花钱承包一大块地去种。当时的苏南地区，因为工业化程度较高，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在工厂打工，留在村里的老年人种地图个“乐呵”，大多不靠种地过日子。
流转出来的土地总得吸引第一批人“尝鲜”，与现在动辄每亩每年1500元左右的农田租赁价格相比，当时700元的亩均年租金算是“尝鲜价”。既符合政策大势，又有优惠价格——一个生意人的独到眼光，应英在5年前就已具备。在她眼中，这600亩农田不是“荒地”，而是一块“宝地”。5年后，在这块“宝地”上，她创造出了年销售额约600万元的佳绩。
“天灾”、“人祸”成为“拓荒”拦路石
在年轻的农业创业者身上，政府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得到最佳的诠释。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承包给有能力、会技术、懂市场的农民耕种，新型农民有资金也愿意尝试使用现代化农业设施、提高作业效率，而失地农民可以应聘去农场务农，也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的方式进城享受红利。
但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因气候环境、市场价格浮动给农作物生产、销售带来的损失，被转嫁到了年轻的农场主们那里。
和应英一样，嘉泽镇晨山村党总支副书记、大学生村官吕伟斌也在“拓荒”。他所在的占地面积300余亩的“大水牛”生态农园，正在挑战常州人接受新鲜事物的底线——以相当于市场价格3倍的价钱购买色泽黯淡、表面可能还有虫洞的生态蔬菜，在每周一、三、五、六等着快递送货上门。
一个诱人的承诺是，蔬菜从采摘到送达客户家，全程不超过4个小时。但这一承诺，不久前，因为一场“天灾”被打破，并直接导致“大水牛”流失了一批优质客户。
“将近半个月，一棵菜都没法给客户送去。”生态农庄现在号召市民与农民共担风险、同享收获，吕伟斌心里很清楚，农业创业最大的风险就是“天灾”，“比如这一轮禽流感，农庄里鸡、鸭、鹅、猪、羊的销售又该受影响了。”
大学生村官应英也有类似感受，尽管现在年销售收入达到600万元，但她却说不上自己能挣多少钱，“农产品行情瞬息万变，一天一个价，谁也说不清能挣多少。”
应英的绿笙农场过去为了分散种植风险，全年种植20多个蔬菜瓜果品种，保证每天有十几个品种上市；现在为了提高作业效率，全年种植的品种不超过5个，每天最多上市3个品种。
“理想的现代化农业环境应该一个农场只生产一两种农产品，这样效率最高。”过去种植品种繁多时，针对不同品种，应英一天要配好几次农药、化肥，长期雇佣50余人；现在品种减少，一天只需配一次农药，且一次性完成喷洒。
这样，她可以把多余的精力放在“产销一条龙”上。如果能让农产品在农场里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包装、销售一条龙服务，应英觉得，就算是成功了。
农业现代化之路离不开大学生村官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绿笙农业，还是以观光农业为主的“大水牛”农园，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令很多老村书记们羡慕不已的“设施农业”。
有智能温控大棚，有太阳能杀虫灯，有自动喷滴灌设备，能叫得上名字的现代农业设施他们大多都已采用。“设施农业”的广泛采用，即便在经济较发达的常州地区，也并不多见。
“不是差钱，是缺人。”王建平是工业强镇横林镇的工会主席，也是狄坂村村党支部书记，他给自己布置的一大任务是——激励手下8名大学生村官，给占地面积1225亩的顺庄生态园找到好项目落户。
1000余亩的农田，从去年年初开发至今，尚有100多亩地没找到“下家”。这100多亩地，王建平要搞“设施农业、高效农业”，要搞“农业现代化”，最好还要有“特色”。
这种想法不是空穴来风。顺庄生态园目前落户的项目，除了观光休闲农业为主的垂钓、鱼塘外，其余种桃子、生梨、葡萄等水果的项目均为传统农业项目。做了半辈子的村官，王建平真想见识一回真正的“现代农业”，哪怕只在一百多亩地上小范围试验，“这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大方向，不试不行。”
他向大学生村官们放出话来，只要是好项目，钱不是问题，“大学生村官有文化，有导师、学校、科研项目资源，由他们来找项目，合适。”
王建平甚至希望，能从大学生村官里走出一个能经营好项目的人。“有能力的人，可以给他一个项目平台，钱由生态园出，由他负责运营。”
理想的状况是，大学生村官都是农业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不仅愿意留在农村，并且想干一番大事业，“关键是人才，他得知道怎么做、做什么。”横林镇余巷村村书记助理、大学生村官吴寿波就在顺庄生态园兼着一个找项目的活儿，尽管了解王建平的意图，也有意愿承包一块地自己干，但一年多下来，他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这个河海大学的哲学硕士，想过种草莓、种葡萄，但始终“有想法，没实践”，“自己承包风险大，又不懂技术，销路也是问题。”
他后来尝试向外“找项目”，都感觉不太“得力”。有的项目隔壁几个村已经在试做，没啥特色；有的种植产品不适合本地的土壤环境；还有的项目一次性投入太大，设备成本过高，却未见得能有多大产出。
最近，他与无锡老家一个做蔬菜生意的亲戚商量着，合作承包一块地。亲自负责生产运营，吴寿波负责找销路。具体项目他没向记者透露，但他已经去山东寿光考察过那里的“设施农业”了，“如果能搞起来，干一番事业，我也愿意留在农村。”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