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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镇长韩寒辞去现职。同一天，韩寒的父亲，济宁市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韩东亚也辞去职务。
此前，有网友质疑韩寒是依靠父亲的关系，在三年之内完成了从科员到正科级镇长的“火箭式升迁”。
4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金乡县纪委，一位工作人员称，该事件目前已经由济宁市纪委介入调查，金乡县方面并未参与，对事件进展也不了解，“所得到的信息都是从网络上获取的”。
实际上，类似的被“火箭提拔”的官员并不鲜见。
4月22日，湖南省委宣传部通报了“湘潭县27岁副县长徐韬”的调查结果，称在徐韬的升职过程中，相关组织部门存在一些程序问题，6人被作出批评教育、党内警告等处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干部年轻化”、“破格提拔”、“异地任用”正在成为一些地方违法违规提拔干部的借口，症结在于目前提拔干部的刚性规则执行不到位，对问题官员问责太轻。
“破格提拔”违法
据媒体报道，韩寒于2010年7月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入职任金乡县经济开发区科员。随后，她几乎每年换一次岗位，次次升迁。
对于备受质疑的鸡黍镇镇长一职，金乡县委宣传部解释说，金乡县原一名女性镇长离任，出现职位空缺，金乡县于2013年3月公开选拔镇长。而韩寒的当选，是经过了该县县委常委和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
4月10日，韩寒在鸡黍镇人大会上“高票当选”镇长。11天以后，韩寒辞职。
这就是说，韩寒从科员到正科级的镇长，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
如果按照中组部、人事部出台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这是明显的违规做法。根据上述规定的第十九条，晋升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并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而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
这么算下来，韩寒从科员到副科再到正科级的鸡黍镇镇长，起码需要5年的拼搏。可见，“破格提拔”帮她“节省”了近两年的时间。而在徐韬的升迁过程中，也被以“优化年龄结构”为由，“破格提拔”两次。
根据上述规定的第21条，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特别优秀的公务员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破格或者越级晋升职务。
事实上，金乡县宣传部工作人员就曾回应称，经各级组织部门的核实，韩寒的历次任职均不存在任何违规和违纪情况，是“高票当选”鸡黍镇镇长一职。
“当前的规定不是特别严格，相对比较笼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使得“小概率”的“火箭式”提拔成为可能。
目前，破格及越级晋升的条件和程序还在相关部门的自主掌握范畴内。正因如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才认为，一些地方以“干部年轻化”、“破格提拔”、“异地任用”为借口，违法违规选拔、提拔干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选拔程序流于形式，问责太轻
1985年9月出生的徐韬，从2011年4月至2012年10月，仅用了一年半时间，便从正科级升到了副处级，成为湖南省湘潭县副县长。不仅如此，在飞速提拔的过程中，徐韬还考取了湘潭大学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徐韬报考了郴州的岗位，通过了郴州的笔试和面试之后，却成了湘潭县的副县长。3月23日，徐韬在接受采访时说，湘潭之所以录取报考郴州的他，一方面，是出于留用本地人才的考虑，另一方面，是按要求每个县市区必须配备一名“80后”县处级干部，而当时没有其他合适人选。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组织人事部门，都有各种各样的辩护理由。”竹立家表示，有时候涉事部门、官员还显得“抱屈”，认为这么做很正常，从不想法律法规是怎么规定的。
根据《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公开选拔官员必须要经过报名、资格审查、考试、组织考察等环节，才能决定任用，但没有报考异地岗位而在当地录用的相关规定。
然而，湘潭市委组织部政研室负责人在回应时表示，徐韬在郴州的公选成绩“名列前茅，面试表现尤其突出”，任用“都是合规的”。
“这些‘弹性’标准是‘一把手’用人权过大的体现”，竹立家说，提拔干部应该用刚性的规则，比如候选人的资历、年龄要求，而不是“面试表现突出”、“有发展潜力”等含混不清的主观标准。
根据湖南省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徐韬的提拔过程没有严重违规，更多是“程序瑕疵”。如岳塘区委组织部只进行了谈话推荐，没有进行会议推荐，没有就破格提拔事项向上级组织部门报告；在“异地任用”过程中，湘潭市委组织部未严格履行推荐和考察程序。
其中，6名责任人分别被诫勉谈话、批评教育，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而徐韬未见处理结果。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处理结果“不能服众”。因为，徐韬的工作能力是否优秀和提拔任用程序是否严谨是两码事，不可以混为一谈。
在竹立家看来，问责太轻是此类事件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
“这样被提拔的官员应该开除处理。”竹立家主张，很难想象，这样的官员会珍视人民赋予的权力，能依法行事而不损害政府公信力。
应该用公开的规则选干部
无论是徐韬还是韩寒，他们的“官员”父亲都是被网民关注质疑的环节之一。
韩寒在金乡县任职，属于其父担任组织部副部长的“辖区”；徐韬任湘潭县副县长，其父亲曾为湖南湘潭雨湖区人大原主任，母亲是雨湖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这样的“关联性”让网友浮想联翩。
济宁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不能说她的升职与她父亲有关，“只不过他父亲是个干部，但干部的子女就不能正常升迁吗？”
在徐韬事件的处理结果公布后，湖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龚永爱评价说，这是“救火式”的处理，而非从根源上对制度进行反思和修正。
任建明认为，公众的质疑不无道理，其根源还是有些地方的官员选拔机制缺乏公信力。“看到一个人很年轻被提拔，就会猜测他靠的什么关系、有什么样的背景。”他说，群众这么想，其实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很多人都会把主要精力用在找关系上，最后建立起来的是个人忠诚的体系。
“大官选小官、少数人选少数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用人腐败问题。”竹立家说，诸如“破格提拔”这样的理由，实际上就给跑官买官、拉关系走后门开了口子，说到底是干部选拔制度的合理性问题。
任建明认为，当前的干部选拔机制，应该从“伯乐相马”制度转变为“规则赛马”制度，现在是以前者为主的“双轨制”阶段。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秘密，组织部门考察干部，只是谈话，谈了些什么、考察的结果都不公开。即使公开了，内容也很有限。群众的意见、知情权，都只是走了一下过场。”任建明说，有些地方进行公开选拔或竞争上岗，但大多是在试点，通过公开招考产生的领导干部，可能百分之五都不到。
“依靠公开的竞争机制决定干部任用，比如通过招考、竞选等，实现官员的任命。”任建明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关系影响干部任用，靠关系进行竞争，那么，最终出现的不是优胜劣汰，而是逆向淘汰。”
本报记者 李丽 实习生 张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