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三十年的来信-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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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27日 星期六
中青在线

跨越三十年的来信

——二一七号服务员的故事

本报记者 包丽敏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4月27日   01 版)

    两次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时,岳喜峰对能收到回信几乎都没抱希望。“试试吧。”他想。但时隔30年之久的两次通信联络,却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一次是在1984年,当他把写着“北京海运仓2号中国青年报总编收”的信邮寄出去时,这名29岁的山东曹县农民正处在人生的彷徨之中。

    作为家中独子,年迈的父亲盼着他尽快结婚成家,而他却一心想当作家,一度抱定“不立业不结婚”的决心。接受订婚,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是向身为农民的命运低头。

    那是一个一心想要“扼住命运喉咙”的年轻人,但命运屡次打击了他。1978年,他想通过高考跳出“农门”,却被一场高考舞弊案伤害,断送了求学路。心灰意冷之下,他当年3次自杀,未遂。接下来的几年,他埋头写作,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收到的只是出版社的退稿信。他将其中一部长篇改编成电影剧本邮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意外地接到上影寄来的100元路费,让他去“修改文字”,可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又不了了之了。他“非常孤独、非常无助”地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徘徊,想从那里跳下去,却被一个老工人劝回了家。

    亲友们做他的思想工作,“咱老农民就别谈什么理想了。”“别人一辈子在农村都能过,就你不能?”他们说。1984年,彷徨无助的他想到给《中国青年报》写一封求助信,这是他当时订阅的一份报纸。

    “人家文化高,想听听报社怎么说。”他现在这样回忆,“那个时代,报纸有点像人生导师的角色,我们当年对报纸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明星一样。”

    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久就收到回信。薄薄的信纸上,用圆珠笔认认真真地写着:“喜峰同志:你好!来信收到了。”

    “你提到你与家里在婚姻上的矛盾。我觉得首先有一条要肯定,就是你父母是为你着想……‘不立业不订婚’固然有几分豪气,但也要根据客观条件……人不能违反生活的规律,真正有作为的人,不仅事业上有成绩,而且是生活的有心人。我相信你会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让老人放心,也相信你自强不息,会写出好作品来。祝你成功!”

    信的落款是:“《青年信箱》217号服务员”。

    岳喜峰最终想通了,答应订婚,但希望女方“有共同语言,知书达礼,当然最好漂亮点”。许多年后他回忆起来,心想这仍是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要强。

    其实他的条件毫不优越:一个被视为“不务正业”的农民,在一家基层供销社当秘书,临时工,1.60米左右的个头,体形瘦弱,戴着厚厚的眼镜。但是,经人介绍,却有一个名叫李茂琴的爱读小说的漂亮姑娘,不理睬几名正式工的追求,喜欢上了这个家徒四壁的大龄男青年。“她被我迷惑了。”他调侃说。

    婚事遭到女方父亲强烈反对。老人在“反右”中受冲击,一辈子只能在农村当一名无法转正的代课教师,不想让女儿继续在农村受苦。领导、亲戚、朋友相继去找老人说情都没能成功。岳喜峰又一次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信。仍然是“217号服务员”给他写来了回信。人们纷纷说:“这事报社都重视了!”

    按信中的开导,这个倔强的年轻人跟“准岳父”进行了坦诚的交流。经朋友巧妙安排,他跟老人作了一次彻夜长谈,尽管当时老人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女儿的对象。因为这次长谈,老人接受了他。

    这个消息通过邮件传到了北京。那年年底,“217号服务员”在回信中祝贺他们的胜利。“喜峰、茂琴:收到你们的一大迭来信,真是感慨万千。已经是八十年代,可是你们两个有情人却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才成眷属……你们俩是好样的,让我再一次祝你们幸福!你们一定会幸福,一定!”

    结婚的喜讯和喜糖也邮到了北京。1985年5月,“217号”继续回信,写道:

    “成家了,两个人要互敬互爱,有什么事都要商量着来……千万不要开吵架绊嘴的头。另外,就是要尊敬老人。我很欣赏喜峰说的‘要负起做儿女的责任’,千万不能抱成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对老人,精神上的安慰、物质上的资助都是你们分内的事。相信你们会处理得很好的。

    “你们的糖,收到了,甜甜的……祝你们爱情永固!”

    成家以后的生活依然充满坎坷。供销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解体了,岳喜峰摆脱农民身份、转成正式编制的希望从此破灭。此后,他务过农,到县城当过销售,找门路搞过劳务输出,自己投资办过培训学校……3个孩子相继出生。忙于生计奔波,他停止了小说创作,也没有再跟“217号”联系。他至今也不知道这个耐心给他回信的人叫什么名字。

    因为投资失败,最困难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夫妻俩让孩子们先吃,自己吃剩下的。大儿子在学校饿晕过。而他自己,在焦虑、劳累和饥饿的夹击下,体重最轻时才80多斤,有一次还休克过。回忆起那段岁月,这位年近花甲的农民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擦拭起湿润的眼睛。他早已谢顶,只有两侧还留些鬓发。

    “他是为家庭付出很多、很辛苦的一个老男人。”女儿岳亚欣说。

    妻子始终不离不弃。有一次,不善言辞、内向的李茂琴对他说:“我这一辈子喜欢小说,上了小说的当了;你这一辈子爱写小说,也上了小说的当了。”

    但岳喜峰并没“认命”。“我还是不服气。”倔强的老头说。当孩子们相继专科毕业并开始工作,生活压力有所缓解时,2007年年底,岳喜峰又开始构思起一部长篇。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整理家中资料的时候,他翻出了早年保存下来的“217号”来信。在家人的鼓励下,2013年3月,他决定再给报社写封信—— 

    “是的,我应该写封信了,寻一下这位好心的‘217号’老师——30年前,若没他耐心开导,也许就没我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了。……30年,也是人生婚姻生活的‘银婚’年,应该庆贺,我们夫妻多么想再给‘217号’老师、给你们邮点糖块。”

    他将信件打印出来,落款处署上夫妻俩的姓名,并且摁了两个红指印,附上一张全家福,寄往30年前的那个地址。

    他原以为经过了近30年的岁月变迁,不太可能会有回音。但是跟近30年前一样,岳喜峰很快又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报社的回音。只不过,这次回复不是信件,而是电话;而回复的人也不是“217号”。

    “简直不可思议!”岳喜峰的90后小女儿岳亚欣为整个过程感到惊讶,她评价说:“我很想不通,那时谈恋爱怎么还会牵扯进一家报社!”

    岳喜峰的来信感动了报社的许多人,人们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试图帮岳喜峰夫妇找到“217号”,但至今没有成功。近30年里,许多人入职,许多人离职,不变的是他们始终为读者服务的心。

    如果岳喜峰能见到“217号”,他会告诉对方这样一个消息:他的小说《我给母亲穿上嫁衣》已经正式动笔,他要写一位“大学梦”破灭的母亲艰辛多难的一生,“小说里母亲的影子其实就是我”。

    从构思到写作,他流了不少泪。他取了一个笔名叫“元月”,“就是以前都败了,一切重头再来的意思”。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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