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三十年的来信

    两次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时，岳喜峰对能收到回信几乎都没抱希望。“试试吧。”他想。但时隔30年之久的两次通信联络，却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一次是在1984年，当他把写着“北京海运仓2号中国青年报总编收”的信邮寄出去时，这名29岁的山东曹县农民正处在人生的彷徨之中。

    作为家中独子，年迈的父亲盼着他尽快结婚成家，而他却一心想当作家，一度抱定“不立业不结婚”的决心。接受订婚，在他看来，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是向身为农民的命运低头。

    那是一个一心想要“扼住命运喉咙”的年轻人，但命运屡次打击了他。1978年，他想通过高考跳出“农门”，却被一场高考舞弊案伤害，断送了求学路。心灰意冷之下，他当年3次自杀，未遂。接下来的几年，他埋头写作，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收到的只是出版社的退稿信。他将其中一部长篇改编成电影剧本邮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意外地接到上影寄来的100元路费，让他去“修改文字”，可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又不了了之了。他“非常孤独、非常无助”地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徘徊，想从那里跳下去，却被一个老工人劝回了家。

    亲友们做他的思想工作，“咱老农民就别谈什么理想了。”“别人一辈子在农村都能过，就你不能？”他们说。1984年，彷徨无助的他想到给《中国青年报》写一封求助信，这是他当时订阅的一份报纸。

    “人家文化高，想听听报社怎么说。”他现在这样回忆，“那个时代，报纸有点像人生导师的角色，我们当年对报纸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崇拜明星一样。”

    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久就收到回信。薄薄的信纸上，用圆珠笔认认真真地写着：“喜峰同志：你好！来信收到了。”

    “你提到你与家里在婚姻上的矛盾。我觉得首先有一条要肯定，就是你父母是为你着想……‘不立业不订婚’固然有几分豪气，但也要根据客观条件……人不能违反生活的规律，真正有作为的人，不仅事业上有成绩，而且是生活的有心人。我相信你会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让老人放心，也相信你自强不息，会写出好作品来。祝你成功！”

    信的落款是：“《青年信箱》217号服务员”。

    岳喜峰最终想通了，答应订婚，但希望女方“有共同语言，知书达礼，当然最好漂亮点”。许多年后他回忆起来，心想这仍是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要强。

    其实他的条件毫不优越：一个被视为“不务正业”的农民，在一家基层供销社当秘书，临时工，1.60米左右的个头，体形瘦弱，戴着厚厚的眼镜。但是，经人介绍，却有一个名叫李茂琴的爱读小说的漂亮姑娘，不理睬几名正式工的追求，喜欢上了这个家徒四壁的大龄男青年。“她被我迷惑了。”他调侃说。

    婚事遭到女方父亲强烈反对。老人在“反右”中受冲击，一辈子只能在农村当一名无法转正的代课教师，不想让女儿继续在农村受苦。领导、亲戚、朋友相继去找老人说情都没能成功。岳喜峰又一次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信。仍然是“217号服务员”给他写来了回信。人们纷纷说：“这事报社都重视了！”

    按信中的开导，这个倔强的年轻人跟“准岳父”进行了坦诚的交流。经朋友巧妙安排，他跟老人作了一次彻夜长谈，尽管当时老人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女儿的对象。因为这次长谈，老人接受了他。

    这个消息通过邮件传到了北京。那年年底，“217号服务员”在回信中祝贺他们的胜利。“喜峰、茂琴：收到你们的一大迭来信，真是感慨万千。已经是八十年代，可是你们两个有情人却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才成眷属……你们俩是好样的，让我再一次祝你们幸福！你们一定会幸福，一定！”

    结婚的喜讯和喜糖也邮到了北京。1985年5月，“217号”继续回信，写道：

    “成家了，两个人要互敬互爱，有什么事都要商量着来……千万不要开吵架绊嘴的头。另外，就是要尊敬老人。我很欣赏喜峰说的‘要负起做儿女的责任’，千万不能抱成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对老人，精神上的安慰、物质上的资助都是你们分内的事。相信你们会处理得很好的。

    “你们的糖，收到了，甜甜的……祝你们爱情永固！”

    成家以后的生活依然充满坎坷。供销社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解体了，岳喜峰摆脱农民身份、转成正式编制的希望从此破灭。此后，他务过农，到县城当过销售，找门路搞过劳务输出，自己投资办过培训学校……3个孩子相继出生。忙于生计奔波，他停止了小说创作，也没有再跟“217号”联系。他至今也不知道这个耐心给他回信的人叫什么名字。

    因为投资失败，最困难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夫妻俩让孩子们先吃，自己吃剩下的。大儿子在学校饿晕过。而他自己，在焦虑、劳累和饥饿的夹击下，体重最轻时才80多斤，有一次还休克过。回忆起那段岁月，这位年近花甲的农民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擦拭起湿润的眼睛。他早已谢顶，只有两侧还留些鬓发。

    “他是为家庭付出很多、很辛苦的一个老男人。”女儿岳亚欣说。

    妻子始终不离不弃。有一次，不善言辞、内向的李茂琴对他说：“我这一辈子喜欢小说，上了小说的当了；你这一辈子爱写小说，也上了小说的当了。”

    但岳喜峰并没“认命”。“我还是不服气。”倔强的老头说。当孩子们相继专科毕业并开始工作，生活压力有所缓解时，2007年年底，岳喜峰又开始构思起一部长篇。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整理家中资料的时候，他翻出了早年保存下来的“217号”来信。在家人的鼓励下，2013年3月，他决定再给报社写封信—— 

    “是的，我应该写封信了，寻一下这位好心的‘217号’老师——30年前，若没他耐心开导，也许就没我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了。……30年，也是人生婚姻生活的‘银婚’年，应该庆贺，我们夫妻多么想再给‘217号’老师、给你们邮点糖块。”

    他将信件打印出来，落款处署上夫妻俩的姓名，并且摁了两个红指印，附上一张全家福，寄往30年前的那个地址。

    他原以为经过了近30年的岁月变迁，不太可能会有回音。但是跟近30年前一样，岳喜峰很快又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报社的回音。只不过，这次回复不是信件，而是电话；而回复的人也不是“217号”。

    “简直不可思议！”岳喜峰的90后小女儿岳亚欣为整个过程感到惊讶，她评价说：“我很想不通，那时谈恋爱怎么还会牵扯进一家报社！”

    岳喜峰的来信感动了报社的许多人，人们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试图帮岳喜峰夫妇找到“217号”，但至今没有成功。近30年里，许多人入职，许多人离职，不变的是他们始终为读者服务的心。

    如果岳喜峰能见到“217号”，他会告诉对方这样一个消息：他的小说《我给母亲穿上嫁衣》已经正式动笔，他要写一位“大学梦”破灭的母亲艰辛多难的一生，“小说里母亲的影子其实就是我”。

    从构思到写作，他流了不少泪。他取了一个笔名叫“元月”，“就是以前都败了，一切重头再来的意思”。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