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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董加耕带着两个时代的印记走进了海运仓2号：他上身穿一件黑色呢子的毛式中山装，上衣左侧口袋别一支金灿灿的钢笔；下身穿一条碳黑色的牛仔布休闲裤，脚蹬一双运动鞋。前者是计划年代的时尚，后者是市场时代的流行。
在前一个年代，这个江苏盐城的农村人是家喻户晓的“时代偶像”，他的事迹被广为宣传，无数崇拜者给他写信。有人开玩笑说：“他就是当年的刘德华。”
1961年初夏，董加耕作出的一个人生选择，给他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名声。那一年，他高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但经过慎重考虑，他舍弃了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在志愿表上填下8个字：“回乡务农，立志耕耘。”他还把自己原来的名字“董家庚”改成“董加耕”，意为加倍耕耘。
这一决定遭到强烈反对，母亲失望得几乎要投河，但倔强的年轻人一心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2013年4月底，来参加中国青年报社举办的“第二届金牌读者授牌暨邀请报道对象回家”活动时，这位古稀老人回忆道，那时刚刚经过3年困难时期，他想不通为什么农民种地却要挨饿吃野菜，想回乡去用知识改变天种人收的状况，带领农民解决温饱问题，“根本没想到这样的举动后来会引起社会轰动”。
1964年1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长篇通讯《董加耕》，并配发社论《到农业第一线是光荣的革命行动》。《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董加耕所走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路。”同年3月7日，《中国青年报》“青年信箱”栏目登出董加耕的公开信《按照革命需要决定个人前途》。
一时间，董加耕的事迹变成了新闻报道、宣传画册、连环画、话剧、歌曲……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苏联、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求爱信雪片般飞来。而他的个人志愿，也变成一个时代一代人的“选择”，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高唱着“学习董加耕，立志干革命”的歌曲，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中。
此后的命运更是超出董加耕的预料。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中，这个原本一心只想务农的年轻人，接连被抛上抛下。
他曾是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曾受邀参加毛泽东的寿宴，坐在领袖左边；也曾在“文革”中被打成“刘少奇的黑标兵”，并遭受酷刑；“文革”后又被怀疑与“四人帮”有牵连而遭到多年审查。他调侃自己这么多年里“官越当越小”，从相当于副部级，到最后一度成了老家江苏盐城的一名副科级干部。
如今，他的名片上，印着众多头衔和荣誉：“荣获共和国百颗星之一”、“荣获共和国百名英模之一”、“荣获建国50周年50人之一”以及“毛主席70岁生日宴会4位工农客人之一”……
当时代的波涛归于平静，“知青”这两个字始终是董加耕身上最显著的标签。2013年4月，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心“三农”，为中国梦的圆满实现献余热》，然后署上：“江苏盐城知青董加耕”。
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董加耕仍是一代人青春记忆中难以抹掉的部分。这些年，他不时受邀出席全国各地组织的各种知青活动，每到一处，老知青争着跟他合影，要他签名。他的老家盐城市建了一个董加耕事迹展览馆，据说至今已有30多万人次参观。
回首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他评价说，“这里面的一个教训是，没有把握‘自愿’与‘不自愿’的区分，一刀切”。但这位当年的“典型”始终认为，“大方向是对的”。
眼下，董加耕头发已经花白，不过腰板依然挺直，还在力图发挥“余热”。他仍然关心农村建设，资助贫困儿童，也不时被一些机构请去座谈或宣讲。他到学校讲要坚定理想信念，到机关讲反腐败。
每次宣讲，他几乎“都站着讲，不觉得累”。他也深知，如今是市场经济的年代了，“你愿意听我就多讲，不愿意听我就少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