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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形搜救机器人、机器人化生命探测仪、旋翼无人机……如果你听到这些名字会想到什么？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很可能完全不知所云，即便我知道这些自动化程度很高的仪器设备运到了抗震救灾现场，我也很难把它们和那些身着迷彩服的人民子弟兵比较。毕竟，后者是有生命的。
但当我在芦山县城，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被16个男人扛回来时，这些仪器、设备顿时可爱了许多。男人们有的嘴里叼着烟，有的挽着袖子和一旁的兄弟侃大山。因为这些，机器也平添了几分生气。
这16个平均年龄30多岁的男人，是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派驻地震一线的科技救灾人员，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科学家”。我们碰面时，他们正在龙门乡返回芦山县成都分院帐篷驻点的路上。到了驻点，第一件事就是开吃他们今天的第一顿饭——一盒奶和一份自制加热的方便米饭。
一位郑姓的老大哥端着碗，盘坐在记者对面不好意思地笑起来：“3天没洗头了，脏东西可千万别掉你碗里了。”
话音未落，身边几个身着救援队外套的年轻小伙子打趣道，“掉了也没事儿，反正你路上已经吃了不少（脏东西）了。”接着一伙人哈哈大笑起来。
“这哪是搞实验（科学）的人，分明一帮大老爷们。” 一旁来自德阳的NGO志愿者对记者说。
郑姓大哥接过话来，“就是大老爷们啊，你看我的腿。”说着，他把自己的裤腿卷起来，左腿露出一排牙齿印，“昨天，被一只老乡家的狗咬的”。
在来震中的第一天，因为采访中科院心理所来芦山的科研人员，我对科学家这般真性情的一面有一些感性认识。但转念一想，心理科学毕竟常需要和人打交道，我就没太当回事儿。
即便如此，一位曾和那些心理学家接触过的大妈还是说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
她说地震后自己就喝过几口水，却没吃过一顿饭，“害怕，连帐篷都不敢进的害怕”。于是，她来到了心理援助站。
负责“接待”她的是心理所年轻的研究人员方若蛟，他给出的初诊判断是，急性应激反应。他告诉我，如果这种反应持续出现一个月以上，则可能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其实就涉及生命（自然）科学上的知识了，用他们专业的术语来说，即“因大脑机能发生紊乱，导致认知、情感、心理、行为等障碍”。
约摸半个小时后，这位大妈从方若蛟手里接过一份加热的鱼香肉丝方便米饭，大口吃了起来。事后，方若蛟告诉我，他给大妈做了一套四项的“安全感”疗法。
走前，这位带着四川口音的大妈道谢说，“我听人说，来找你们的人不是都有‘心病’的，他们都来找你们，我也就来了，以后也能常见到你们吧。”
我想，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希望再见到的应该不只是方若蛟手里掌握的那些心理疗法，更有他在见到老人时唠起的家常——尽管，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熟人关系的技巧。
的确，不管哪种职业，都有人性的一面，而越是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常常推崇或是讴歌的职业、专业精神，恰恰就是那些专业人士人性一面的流露。正如，一位科技局局长所说的，地震救灾可能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工作者温暖人心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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