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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赌局上一颗沉重的筹码，两岁零7个月的浚茗被父母押在医院里，从出生至今。
这个小生命从母亲的产道里艰难分娩出来时重达5公斤。他全身青紫，不停抽搐，身上多处骨折，还出现了重度窒息和呼吸衰竭，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在浚茗父母的眼中，这是一场医疗事故。他们认为，体重超过4公斤的婴儿通常来说应该进行剖腹产，医院却让母亲自然分娩。作为回击，他们拒绝带儿子回家，要求医院把孩子治好。
但在云南省昆明市妇幼保健院看来，小浚茗早已具备出院条件。他们曾提出协商、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走司法程序3种解决办法，都被对方拒绝。最后，医院以“构成遗弃”为由将这对父母告上法庭，要求尽快让孩子回家，并且支付所欠医疗费、护理费4万元。
几天前，该案件二审开庭。判决结果目前尚未宣布，悲伤故事里的小主人公依然住在医院一间小屋里。他并不太认得赐予生命的那个女人，在他稚嫩的眼中，身边朝夕相伴的医院员工才是妈妈，“叔叔”“爷爷”是他对父亲的称呼。
毫不客气地说，把一个不到3岁男孩的生命作为维权筹码，这种行为首先就是不负责任的，不管这场医疗纠纷最终该由谁来负责。他在出生时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疼痛，现在又要经受家庭和医院之间的第二次挤压。那些理不清、说不明的责任，不该由一个受伤的孩子来承担。
在医疗事故中，像小浚茗一样成为“人质”的孩子绝非他一人。江苏镇江，一名男婴出生时出现重度窒息和肺炎等症状，家属认为这是医院不恰当使用催产素的原因，拒绝带走孩子以及支付后续医疗费用。云南永平，一名女婴被父亲留在医院院长的办公桌上，他认为妻子的难产死亡系医疗事故。江苏连云港，一个男孩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因为医疗纠纷，他被遗弃在医院长达6年。
类似的悲剧一再于各地上演，浚茗这样的孩子还只是被遗弃的对象之一。2010年，深圳出台的《医患纠纷处理暂行办法》中明确指出，如果遇到“将老人、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者弃留医疗机构以及其他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抚养人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或许，身处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觉得，与其相信让人看不到预期的漫长司法程序，“不解决就赖你家里”的古老维权方式似乎更奏效。一位家属表达得很直接：“打官司、起诉需要花钱，需要人情。”又或许，这些父母也有难言之隐，骨肉分离的痛苦煎熬，远比不上无力承担医药、养护费用的捉襟见肘。一位把孩子留在医院里的父亲说：“不能把孩子带回家，今后的治疗我们也没有经济能力。”
另一方面，无论是否负有责任，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对于普遍自负盈亏的公立医院来说，这种情况必然会增加运行成本。一家刚把被遗弃的两岁男孩送回父母身边的医院忍不住吐苦水：病房里还住着一个10个多月的呆傻儿，患者家属称医院没有提前告知出现这种情况，坚决不把孩子带走。
这是一场双输的对赌游戏。押在桌上的生命筹码，太容易就会被弃若敝屣。尽管判决结果尚未宣布，但那些类似的新闻故事已经预言了浚茗可能的结局：那个6岁男孩，至今寄养在医院水电工家里，他的母亲难产去世后，父亲到上海打工，再也没有露过面；那个两岁男孩回到自己的家庭后，每晚都哭闹，他的家人只能给养母打电话，让她帮着哄孩子。
到底如何让这场赌局结束，一家具有公信力、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一个慈善救助机构？还是一份可以让一个家庭渡过风险的医疗保险？可以说，没有这些，再多的生命筹码也换不回应有的尊严。
浚茗的母亲曾在微博上说，交谈中儿子经常掐她的脸，有时也会亲亲她，“说不清宝宝的感觉和心情”。在一段视频中，她大声地倾诉着不幸遭遇，医护人员在旁边斥责她“无理取闹”。这时，光头的小浚茗瞪着大眼睛，坐在护士的怀里，低头玩着一只手机，他对大人们关于自己的争吵毫不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