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英国《经济学家》这本杂志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报道中国的事情上,它总能别出心裁,说出一些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事。这不,麻烦又来了。
该杂志最新一期(5月4日~10日)的封面故事,是关于“中国梦”的。“中国梦”目前是世界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经济学家》作为一本新闻类杂志,也来赶时髦凑热闹,一点都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它的标题——“让我们像1793年那样聚会”。“嗖”地一声,读者一下子被抛回到了220年前。
220年前的1793年发生了什么?《经济学家》提到的历史事件是马戛尔尼访华。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1793年,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马戛尔尼率英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但由于马戛尔尼拒绝觐见时给乾隆行跪拜大礼,他提出的与中国通商等要求也遭到了拒绝。马戛尔尼访华失败。
说起来简单,但事情却绝非如此简单。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事件,我们不妨先顺着《经济学家》的思路,重温一下当年的历史背景。
1300年,《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在欧洲出版。在书中,马可波罗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黄金遍地、人民富足的国度。从此,欧洲不止一次掀起过“中国热”,无数欧洲人经常做着去中国发财的“中国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1793年,英国已把工业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新颖花哨的工业品层出不穷。但在英国皇家和贵族阶层中持续红火了上百年的“中国热”依然不减,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中国产品仍十分走俏。因此,英国商人十分渴望用他们的工业制成品,去中国交换丝绸、瓷器和茶叶,通过这样的国际贸易来实现他们的“中国梦”。
不巧的是,这时的大清王朝正安逸地享受着“康乾盛世”的最后时光。乾隆皇帝推行海禁政策,外国商人只被允许在广州一地通商。但英国商人的胃口大,不满足于待在广州一个地方,而是想方设法靠近出产茶叶和丝绸的“原产地”,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赚取更大利润。可是,这么做就违反了清朝的外贸政策。怎么办?
英国商人的办法是游说英国政府,给英国国王施加压力,让英国官方出面与中国政府谈判。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同意了商人们的要求,决定派使节出使中国,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于是,马戛尔尼勋爵(1737~1806)被选中,当上了出使中国的全权大使。
在当时的英国,马戛尔尼既是一位有声望有身份的贵族,也是一位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资深外交家。更特别的是,他曾当过英国驻俄公使,拥有与俄罗斯沙皇和宫廷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所以,英国人对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寄予厚望。
马戛尔尼的真实目的是开拓中国市场,但他没明说,而是玩了个小花招说,他代表英王前去给乾隆皇帝祝寿。十分好面子的乾隆一听自然龙颜大悦。地方官员也不敢怠慢,热情迎请马戛尔尼一行。
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在《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中介绍,马戛尔尼1793年抵达天津后,直隶总督梁肯堂远接近迎,丝毫不敢怠慢。在一次宴请中,梁肯堂主动承诺给马戛尔尼代表团提供一年给养。
马戛尔尼代表团是庞大的。除了外交官,还有科学家、博物学家、作家、医生和卫队等。如果再算上代表团乘坐的3艘舰船的水手,总人数有700多人。这么多人吃喝拉撒一年,费用有多高,梁总督事先一定没算过。否则,他一定不会瞎拍脑袋乱许诺。所幸,马戛尔尼因担心梁肯堂另有企图而没敢笑纳,清政府才侥幸省下了这笔银子。
1793年9月,马戛尔尼代表团抵达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按照清廷礼制,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须三拜九叩。但活说死劝,马戛尔尼就是不肯,坚持要行单腿下跪的英式礼。据《上谕档》记载,乾隆对此十分生气,认为这样妄自尊大的无知之人不值得优待。结果是,马戛尔尼借向乾隆祝寿之机递交了国书,但国书中提出在北京开设使馆,在宁波、舟山和天津等地通商等要求,却被乾隆全部拒绝了。在写给乔治三世的复函中,乾隆说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一般认为,马戛尔尼拒绝叩头使英国丧失了扩展对华贸易的机会。但这种认识显然肤浅了。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和英国处于不同世界体系和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两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和平贸易”阶段。
当时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3,经济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在国际关系认知上,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朝贡体系,周边国家要想与中国来往,必须向中国进贡并接受其保护。这样,中国生活的国际体系便是自成一体的“天朝与属国构成的朝贡体系”。
所以,1793年9月14日,当乾隆83岁生日庆祝大典隆重举行时,其他国家(清朝的朝贡属国)的使臣在祝寿时,都会匍匐在地,三拜九叩,虔诚程度与中国臣子一般无二。马戛尔尼看到了当时“百国来朝”的盛况。
而当时的英国,自由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急切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且,英国的坚船利炮已在非洲和亚洲轰开了许多殖民地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试图依靠条约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自然与中国推行的朝贡贸易体系格格不入。
现在,我们从历史回到现实。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世界第二;而且,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的日子也不会太远。这时,《经济学家》搬出200多年前的马戛尔尼,试图向它的读者解释目前中国人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经济学家》讲的逻辑很清楚:如果中国人的“中国梦”实现了,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一;中国当了第一,就希望世界聚会的方式像1793年那样,“百国来朝”给中国磕头。
法国知名学者佩雷菲特在其《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认为,大英帝国派马戛尔尼出访大清帝国,其历史意义远远大于马戛尔尼是否向乾隆皇帝磕头的问题。它反映的是“东方与西方的首次撞击”。
如今,世界已进入了21世纪,东西方的接触碰撞也已经历了200多年。全球化已使各国经济高度互相依存,谁都没能力强迫对方给自己磕头。《经济学家》现在还拿磕头说事,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故意曲解“中国梦”,故意推销翻版的“中国威胁轮”。
还是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得好:“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