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在北京高考学生填报志愿现场，记者看到一幕“有趣的场景”。一名女生问前来采访的记者学新闻学怎么样，记者马上摇头说：“这个职业看似自由，但是压力太大，工作不定时，建议入行要慎重。”女生的志愿里同时还填报了教师专业，负责报考志愿的老师看到了也忍不住说，“当老师不容易，再好好想想。”前辈们这么说，让女生一头雾水：“听你们说完，我的志愿都没法填了。”
我不知道媒体在报道时，为什么将这样的一幕冠之以“有趣”二字。难道“悲哀”的另一面，在他们看来当真是好玩的？媒体从业者当场劝阻学生报考新闻学，教育从业者当场提示学生教师职业的不堪，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种“以身说法”更具有警示意义？果然学生当场便迷惑了。但是在他们以为是好言相劝的同时，有没有曾经想过，面对一个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孩子，他们可能正在“合谋”，不仅扼杀了孩子们的美好与理想，同样也扼杀了自身职业应有的价值与尊严。
当我得知有记者这样唐突地劝阻一名有志于新闻的学生之时，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我感到深深的羞辱。固然我必须承认，该记者所说的是事实，而且事实上，这个职业不让人待见的地方可能还远不止于此。比如还有收入微薄，经常要上夜班，新闻产品本身已不再纯粹，新闻工作还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掣肘等。当然我也承认，目前许多大学的新闻学院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让人怀疑是不是在“误人子弟”。所有这些，都不必讳言。但除此之外，我感到愤怒或不解的是，为何在那位好为人师的记者眼中，看到的只有这些？
他恰恰没有提及的，是记者的价值，媒体理想所具有的社会及时代意义。当那位记者只看到这份职业的压力之时，我明确地感知媒体理想在这个人内心的沉沦。或许在今天，这已不是他一个人的沉沦。但是，媒体理想的沉沦，能够表明理想对于媒体是不再存在的吗，能够表明更多的人同样是不再心怀理想的吗，能够表明长久以来，历代媒体人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社会的付出、坚持、守望，是不具有理想价值的吗？显然不是。然而一名记者的短视与价值失落，便轻浮地将这一切生生抹杀。这是一种无知。
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理想已是一件无比奢侈的事情。但在我看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现状，那种有志于新闻的意愿才更应当得到呵护，也才更应当呼唤那种媒体的理想。因为既便是社会及道德正在发生整体沦陷，但只要有媒体理想的一息尚存，则这个社会仍不会只是绝望。理想绝非空洞。谁能够否认，今天一些有职业操守与良知的媒体人，他们点滴地推动，执着地坚守，不正是使我们一点点达致理想的具体行为？如此，谁又能够妄自菲薄？
事实上，说到另一个扼杀孩子志愿的“合谋者”，其所代表的教育职业，就其神圣及价值而言，一点也不比记者所代表的新闻从业者要小。如果说媒体更多地作用于社会现状，着眼于现实的改良，那么教育更多地作用于民族未来，着眼于心灵塑造，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国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改变，对于国民精神以及公共人格的培育，却都殊途同归，也都有使命所驱。
今日中国，“干一行，爱一行”的说法俨然已成过去，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成为自身职业的潜在受害者。当然我也并不试图去分析，“干一行，恨一行”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但是在一个随机的时代现场，竟然是由记者与教师来残忍干预一个孩子的志愿，这样的情形仍然让人难以名状，悲从中来。如果说这当中真有一种“扼杀”，那它为何是由他们来合谋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