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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是日语课。
这天发的第一份材料，照旧是“授业中，发生了地震要怎么办呢？”的防灾说明。纸的正面是5点16条注意事项，背面是学校内避难设施的地图。老师先请学生们用磕磕巴巴的日语轮流朗读了一遍正面的说明，对于每一条说明又加以详细的解释。“‘请躲到桌子的下面’，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她扯一扯颇修身的七分裤，踩着高跟鞋从讲台上走到我们中间，抬起右手，笑盈盈地看着我们。
受困于语言水平，我们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她。没人回答。
“要这样！”她唰地一下蹲在了一张课桌旁，用双手抓住桌腿：“要紧紧抓住。紧紧地——抓住。”她抬起头看我们：“好——吗？”
按照W大规定，每学期，每门课程的第一课，任课老师都要向学生说明地震防灾事项。日语课的讲师由于面向无防震基本知识、语言能力不足的外国学生，解说会很详尽；而普通课程的老师、尤其是外籍教授则相对敷衍。他们一般在首讲末尾留出10分钟，将学校统一准备的注意事项逐条朗读。
地震是日本人打小认识的冤家。他们预防地震就像对待一个有多年交情的旧相识：虽不知他几时来访，但总在柜子里准备着他专属的牙刷。他们对待地震的态度是既随便又郑重的。随便，因为地震拜访实在太频繁，闲话两句拉拉家常就走了，不过夜。我来日本后，前后经了十几回地震：在寝室，在街上，在教室里——都是让人疑心自己是否神经过敏的小震。最初，留学生们之间还会大惊小怪地交流：“昨晚你被震醒了吗？”如今，连留学生都不再稀罕将地震作为话题。
虽然W大学的地震防灾指示将指导学生应对地震列为教师的职责（在适当的时机组织学生从建筑物内向外撤离），但除去日语课那些对待我们像幼稚园小朋友一样的女老师，W大学的大多数老师对地震浑然不觉。地震造访课堂时，他们一般在全心讲学。但他们可以从面面相觑的学生脸上瞧出端倪，并故作讶异：“哦？是吗？又地震啦？”有些教授甚至不屑为此转换话题。
随便是有资本的。教授的“随便”，基于对日常小震危险性的自信判断，也基于学生具备足够的应急常识与自救能力。
在日本社会，预防地震的主体是个人和各个家庭（而不是依赖政府和集体），强调的是第一时间有效及时的自救（而不是遭灾后的救援）——“管好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一个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主妇这样概括她对日本人性格的理解。
集体也要对个体负责。日本的每一种社会关系组织，都要确保成员有防灾自救知识。一个小孩学习应付地震是从家庭开始的。我曾经到朋友家做客，见到厨房里双开门的餐具柜上总是用绳子把两边的把手绑在一起。每次要取碗碟的时候解开，取完后再拴上，多年一直如此。她的妈妈解释：“这样地震的话，柜子里的碟子就不会一下子都掉出来摔得满地都是。”
学校也是地震教育的重要场所。W大学不厌其烦地将地震教育作为每学期每门课程首讲内容即是例证。此外，W大学的留学生办公室还给外国学生准备了银行卡大小的英文折叠地震应急手册。
工作单位是帮助个人备震的另一个重要主体。今年春假，我在一个日本会社打了一个月短工；在正式上班的第二周，团队主管给每个临时员工配备了防灾应急包，包里有头盔、绷带、手套、口罩、饮用水、保暖毯、手电筒、口哨，等等。主管要求我们检查包里的物品是否齐全，签字确认。“签过字后，这个应急包就由你全权负责了。”主管说。“你可以自由使用包内的物品，但是要保证使用过后将缺失的内容补齐。”平时，这些应急包都统一放在办公室的一角，上面有每个人的编号。
政府宣传地震防灾知识的方式，强制性要弱一些，一般是通过在公共场所的看板、消防博物馆、街头地震体验车等方式，需要人们自愿配合学习。地震体验车又叫起震车，是装载了震动装置的卡车，震级可达7级，一般归各区政府、消防厅、消防博物馆所有。
今年1月8日，我路过“世上第一繁忙”的新宿车站西口广场，遇上新宿区举办的消防展。这天东京下了近三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大雪，三位老先生在冒雪教学。车停在路边，半开放式的车厢布置成普通人家餐厅的样子。才踏入车厢，等在里面的老先生就略一鞠躬，作出感谢的笑容。
“您将体验震度为7级的地震”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躲在桌下、不要慌、保护自己、紧紧抓住桌腿”。车子猛然间像被鞭子抽了一鞭似地跳起来，剧烈的晃动持续了10秒左右。我虽有心理准备、又知道不过是模拟、而且事先抱住了钉牢在地板上的桌脚，然而还是禁不住头脑发懵，在心底默念“快停快停”。这种体验，远比课本和讲台上学来的深刻得多。
家庭、学校、公司、政府……在这些明确的社会关系主体之外，临时性群体集会——譬如音乐会、座谈会——会前也要向全体参加人员朗读防灾说明及该会场的紧急撤退线路。很难想象，一个日本人从小到大，能听到多少次不同版本的地震防灾教育。这些知识就融在他们的血液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