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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规则的漠视，人们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很强的随机性和偶发性。今天为了一己之私破坏规则，一时貌似占了便宜，却长久地丧失了预期和安全感，而且整个社会的交往成本因此而非常高昂。
博弈就必须有规则
我们现在讲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所谓“和谐”，应该是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和衷共济、井然有序，而这些都要有规则来“保驾”，并构成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商品交易活动不活跃，人们的交往主要靠关系、人情来维持。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关系、人情就靠不住了，大家都想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七嘴八舌，有较量，也有博弈，那就只能用制度、规则来维持，博弈（游戏）就必须有规则，好比下棋，车马炮各有章法，不能各行其是。当今中国，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流从分散趋于密集，必然对规则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需求。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规则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模糊的，规则意识也比较薄弱。许多人不爱讲规则，还美其名曰“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来，大到宪法法律，小到乡规民约，似乎都可以变通。不得不承认，大多数规则其实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乃至让大家感到敬畏并自觉遵守。
规则是构成“社会资本”的要件之一（另外两个是信用和人际关系），一个讲信用、守规则和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人们打交道、办事情就比较容易和顺利；反之，一个信用差、规则失灵和人际关系恶劣的地方，待人接物或者办同样的事情就要付出额外的更大代价。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过程中，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财富追求的进展非常强劲，但相应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还相当滞后。在很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地就不把规则当回事，认为那是表面文章做给人家看的，要紧时刻还得靠关系、靠人情。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利用规则，按规则办事，而是千方百计找关系走“捷径”。由于对规则的漠视，人们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很强的随机性和偶发性，你今天为了一己之私破坏规则，闯了红灯，明天就可能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即便绿灯亮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过马路了；个体一时貌似占了便宜，却长久地丧失了预期和安全感，而且整个社会的交往成本因此而非常高昂，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很吃力。
什么是“好的”规则
当然，不是所有规则都是“好的”，只有“好的”规则才能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好的”规则应该是衡平的。社会利益的分化，导致不同人群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但没有共识不等于找不到平衡点或没有“交集”。规则的“设计”和“建设”都应该把最大限度的衡平作为第一原则，尽可能寻求最大公约数。规则要让最多的人能够享受它带来的好处，尽量避免对某个群体的偏袒。例如，在过马路问题上，假如对行人的绿灯设置时间过短，使得许多人不闯红灯就难过马路，那么交通管理部门就要扪心自问，是否过分照顾了开车者的利益，轻视了行人的利益。有的法律法规，如果明显有利于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就必须进行改革。
“好的”规则应该是可行的。可行就是可操作，规则不能冠冕堂皇糊弄人，或者做起来太费事。可行的规则要让大家觉得道理明明白白，执行起来干脆利落。不久前沸沸扬扬的“黄灯禁行”，几乎等于半途而废了，这样的事情多了，人们还会把规则当回事吗？法律法规执行不了，或者执行成本太大，公众就会陷入迷茫，要么对规则的权威性产生疑问，要么扭曲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招数。
“好的”规则应该是稳定的。规则的有效和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刚性和稳定性。今天贯彻这个领导的意图，明天揣摩那个领导的想法，就难免出现心血来潮的立法，“运动式”的执法。有的规则实施一遇到麻烦，就推倒重来，为什么不试试改进的办法呢？朝令夕改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尽管我们正处于转型时期，会遇到大量需要调整的事项，但任何规则的出台都必须慎之又慎，宁可事先多听取不同意见，尽可能考虑到各方面的反应和接受度，包括进行有效的辩论。规则一旦出台了，就必须当真，否则，就不可能通过实际效果产生稳定的预期。
“好的”规则必须有惩罚退出机制。违规者如果得不到惩罚，违规行为就会肆无忌惮，没有对违规的制裁，就等于怂恿违犯，就会毒化对规则的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一个大家都不认真对待规则，以为违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些群体性事件闹将起来，地方领导怕出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完全不顾程序规则，当场拍板就“解决”了，处置太随意，不知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言传身教，政府的公信力何在？法律的权威性何在？长此以往，恐怕只能助长“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坏风气。
“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
广义的规则还包括不成文的、习俗之类的非正式规则，但非正式规则不是“潜规则”。潜规则泛指一切不可见人的获取利益或达成交易的方式，历朝历代都有潜规则，今天依然盛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明规则反而成了摆设。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呼吁“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不断地清理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一级做给一级看”，可见情况的确不容乐观。
与非正式规则不同，潜规则是见不得人的，无论对个体还是全社会，都不提供正能量。譬如某个竞争，人家送礼了你没送，这结果可就不好说了，于是就会出现“逆向”的选择或逆淘汰。但是，个体通过潜规则获得的某些好处，同样也会被其他潜规则的后果所抵消，大家都潜规则，等于大家都不明不白地“被”算计。大家都送礼的效果即送了也白送，那么就拼礼的分量、礼的成色，水涨船高，结果大大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总成本，难怪一个“八项规定”，能挤出那么多水分！
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就必须有相应的规则文化，否则，再强大的规则也就仅仅是白纸黑字，有效性却大打折扣了。相对而言，建立规则还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大家都尊崇规则、遵守规则。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保证不存在违法违规，但是如果违法违规成了普遍现象，首先要检讨的是作为公共管理者的政府。对规则的态度要求政府率先垂范，政府必须守法，这是任何社会从人治转向法治的历史性标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发言引起不小共鸣，大意是因为潜规则，要到处求人。生老病死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人际关系变得复杂，不堪重负，变了味道，形成了潜规则、权钱交易、人身依附、特权和不公平。上至高官，下至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式求人图”，寻租、请客送礼耗费了不知多少资源和精力……说白了，求人就是不自信，不自信是因为没有预期，没有预期意味着规则靠不住。
要实现中国梦，“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还真得从遵守过马路的规则这样的小事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