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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不容易出政绩，省里哪愿意投入。但是，很多领导喊得、闹得跟‘真重视’一样。”近日，在一次有关职业教育的内部会议上中部某省代表说。
来自另一个省的代表则表示：“光有《职业教育法》有啥用，一些地方省教育厅厅长、处长根本不敢在省领导面前开口提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事。今天提了，明天职位就不保了。”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透露：“199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订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然而，至今只有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南、海南、重庆、新疆等10个省份制订实施了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全国其他21个省份尚未完成此项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未统计——记者注）。”
一些省份把职教法律法规“挂在墙上”
在《职业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中，都对省级政府提出制订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工作要求。
“改变职业教育弱势地位，提高吸引力的第一要务就是省级政府依法行政，带头贯彻执行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一位省级分管领导说，这样才能实现职业教育恢复性增长。
然而，中国青年报记者掌握的一份关于职业教育投入与保障调查报告显示，国内约有三分之二的省级政府在这一领域不依法行政，具体表现为“五不”现象。
首先，不落实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比例。《职业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现实情况是，1996年～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8.26倍，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3%下降到6%。即使到2010年，中等职业学校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例仍是6.18%。
据统计，2001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399.94万人，在校生1164.9万。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达到870.42万，在校生达到2238.5万。由于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规模、需求远远不相适应，导致近半数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不到2001年颁布的《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其次，不制订实施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1996年9月1日起施行的《职业教育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订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可是17年快过去了，有21个省份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第三，不按规定比例将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从2006年起，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但是，全国大部分省份实际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都低于文件规定的标准。
第四，不依法落实企业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政策。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用于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一些省级政府不完善监督机制，企业职工培训工作处于无序、无标准状态。
第五，不统筹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使用。按照《劳动部关于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通知》（劳部发[1996]197号）规定，“对未按规定用足职工教育经费和未开展职工培训的企业，当地人民政府可依法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工教育经费，专项用于职业培训。”这一规定只有江苏省政府统筹其中的0.5%部分，用于发展本地的职业教育；大部分省级政府没有履行监督职责。
在一些领导眼里，职业教育没有楼堂馆所重要
河北省一位政府官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直截了当地说：“中央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在理论上是好的，但是到了地方政府就执行不到位，甚至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以2012年秋季学期起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为例，中央财政统一按照每生每年2000元的标准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其中，中部地区中央财政分担60%，地方财政分担40%。
可是，中央财政的钱拨付到位后，地方财政配套的钱迟迟不到位，中等职业学校原来每年可以对每生收取2500元～4000元学费，现在免学费后只能拿到1200元/生，收入直线下降，生均经费低得很，导致招生越多损失越大。
同时，不少县级职教中心招生、培养与就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对其拨款的基数仍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水平；一些政府不把30%的城市教育费附加给职业教育。有时上级来检查督促时，政府会临时拨付配套资金。可是，检查组一走，政府又把配套资金拿走了，全在玩“数字游戏”。
山西省一位政府官员介绍，省财政一年给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发放助学金等资金为10多亿元。省财政部门认为，教育拿了那么多钱了，不愿再支持制订、实施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
“在当前国情下，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这些钱，哪个省级政府都能拿得出来。关键是在一些省的领导眼里，职业教育不如楼堂馆所重要，更不要说动辄投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城市主题公园、仿古一条街等形象工程。”一位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剖析说。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东部地区政府官员介绍，在一些省份，关于职业教育的大话说得多，实际工作干得少。比如，2004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战略时，西南某省就办职业高中；2005年，全国学习天津经验办普通高中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需求，该省就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普通高中。全省教育发展战略一直摇摆不定，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至今没有定论。
光靠开会或发红头文件很难办好职业教育
钟秉林也对一些学校与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绩效观、政绩观表示忧虑：“办好职业教育需要转变教育观念，健全政策保障机制，深化改革激发活力，光靠召开会议或发红头文件很难奏效。”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室副主任马洪范研究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后说，一是坚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通过法律制度、政策安排和公共资源配置予以保障；二是加强国家干预，建立有效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据马洪范介绍，美国职业教育主要由社区学院承担，其经费5%来自联邦政府拨款，60%来自州政府拨款，11%来自地方政府拨款，15%来自学费收入，9%来自其他收入；新西兰职业教育经费70%来自政府，20%来自学费，10%来自社会资助；澳大利亚TAFE学院90%以上的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
从初始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来看，国际上发达国家政府投入占比更大，奥地利为98%，荷兰92%，法国84%，挪威80～85%。
全国人大常委王佐书透露，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调研发现，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学历轻技能的问题比较突出；职业教育经费紧张，投入不足，相当一部分学校办学条件简陋。
钟秉林已向有关部委提交提案，建议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制定措施，督促21个省级政府改变行政不作为的状况，依法履职，全面开展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制订工作，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将各地落实情况向社会公布。
同时，他建议高等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应达到并逐步超过本地区普通本科院校生均经费标准，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准不低于高等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80%，并根据政府财力、物价水平等因素变化，建立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拨款动态调整机制与保障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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