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分没那么重要

    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是位广受尊重的科学家；但是在儿子的老师眼里，他未必是一位足够“上心”的家长。

    至少，周建平“从来不管孩子考多少分”。他的儿子小学6年期间没考过一次100分，他和妻子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严重的”。儿子读一年级时，整整一个学期没写过家庭作业。到了期末，老师向周建平反映这个问题，他却认真地反问老师：开学的时候你们不是说不布置家庭作业吗？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周建平承认自己在孩子念书上“管得不多”。其中一个客观原因是，因工作需要，他长期与孩子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这个人的教育观点不一样”。

    “你不必强求他不出错。为什么一定让他考100分呢？为什么一定要培养成高材生呢？”他说。他拒绝把孩子送到奥数班，也从没为儿子择校。

    尽管如此，周建平的儿子依然是人们羡慕的高材生。他在全国物理竞赛（北京赛区）中获过一等奖，被保送清华大学。

    很多东西在书本之外

    周建平教育观点的形成与他自己遇到过的老师有关。他生于20世纪50年代，他接受基础教育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一代人没有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中学阶段，学校经常停课，学生下乡劳动。

    回想起这段经历，周建平很感慨：“你不能说我们不完整：书本上的东西我们是学的少一些，但是一个人，很多东西是可以在书本之外学习的。”

    他感念自己的一位中学老师。这位老师认为，当时的教材不能满足周建平的需要，建议他去读点别的。老师还把此前的高中教材找给周建平，待他读完之后，又为他找来大学数学、物理教材，让他再去提前读点大学的书。“有些东西不懂怎么办？我可以帮你去找懂的人。”这位老师甚至告诉他，在他懂了这些知识以后，“可以不听我的课，你可以看别的书”，只要上课时不影响别人。

    周建平说，这样的老师对自己影响很大，让他意识到，不要去追求100分，而是追求更多的知识、更为充实的生活。

    他为自己能遇到这些老师感到幸运。他庆幸自己尽管在大山里长大，可是从小学到中学，都碰到了好老师，而这些老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要大于大学老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批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名校的毕业生，来到大山里做起了中学教师。“这批有远大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教学生怎么做人，教学生有追求。”周建平说。

    1977年，周建平考入后来有“人才森林”美誉的长沙工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航天系。中学老师的影响贯穿了他的大学时代，周建平在大学里仍然不把分数看得很重。当然，考试前他也会“稍微准备一下”。 

    大学期间，周建平读了很多与专业无关的书，甚至有些超前的书——这个本科生把不少时间花在读其他的课程以及研究生阶段的书上了。

    状元的产生有一定的随机性

    在国防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周建平师从著名学者周明鸂。周明鸂教授指导他的论文选题是“化学不稳定材料的损伤本构模型”。

    周建平对导师说：这是“一个只有目标没有路”的挑战性选题。

    周明鸂的回答简洁而有力：科学的路是人走出来的。 

    就这样，周建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自己的科学之路：获得博士学位几个月后，评上副教授；两年后的1992年，35岁的周建平被评为教授。

    也是在这一年，周建平参加了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历时半年形成的《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993年出国留学，两年后回国；1999年他告别大学，调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从“神一”到“神十”都担当了重要角色。因为出色的表现，在“神六”期间还是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的他，接替王永志，成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有人说，周建平有今天，是因为他足够优秀。要想让孩子成为下一个周建平，只有把他们培养成最优秀的。

    周建平不这么看：“一个孩子如果总是被培养成最优秀的，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导向吗？”尤其是看到有些孩子为了达到所谓的“优秀”而拼命、在不是自己兴趣所在的“兴趣班”中奔波、拼命努力考满分时，他感到受不了。尽管周建平搞科研也很拼命，可那毕竟是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做的事情。

    他注意到，现在的很多孩子被家长逼得“非清华北大不考”。“追求好的，无可非议。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唯一的选择。”他以考试为例，考试有一定的随机性，考第一有很多因素，第一名一定是个优秀的学生。但是，“我敢肯定，状元不是最优秀的”。

    在周建平看来，无论中外，选拔人才的竞争都是残酷的。但是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要怀有良好的心态，避免追求“华山一条道”，为自己划定一个合适的底线，而不是把考上清华、北大作为底线。

    “年轻人应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勇气，但是也要能够接受不同的结果。毕竟最好的学校或者你看起来最理想的工作岗位，容纳能力都是有限的。”

    1992年周建平评上正教授，3年后当上系里的总工程师。当时他和一个同学讨论：我们都只有三十几岁，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我们今后会不会挡住年轻人的发展？

    20多年过去了。“事实表明，我们并没有挡住年轻人的发展。”他说，“年轻人不要看着前面的位置是被人占住的。社会在发展，工业、农业、科技规模都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考大学的时候，1977级招了不到30万人，现在招多少人？社会的发展，提供的机会更多了，一切都在变化，关键在于你自己去努力。”

    家庭的影响对孩子是终身的

    周建平的教子观属于异类。

    他的孩子所上的小学和初中，都是他任教的大学的附属学校。周围不少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面的学校去读书。周建平不理解：“送出去干什么？送出去路又远，路上还不安全，还不如用路上的时间去学习。”

    用儿子自己的话说，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让父母花一分钱用于补课。包括奥数班在内，他没有上过任何课外辅导班。以至于当他考入长沙一中的理科实验班时，周建平夫妇感到“很意外”。

    周建平也看过儿子读中学时的一些试题，他感到有些题“莫名其妙”，出得“有点歪”。“能力是多方面的，你培养年轻人过于侧重怪的东西有什么用？”

    “我们的教育应该更全面：让孩子们从小就受到身心健康方面的教育；社会应该对家长们进行一些教育，让家长们知道孩子们的成长并不是上一个名校就能解决的。”周建平说。

    前不久周建平跟同学交流教子经时，这样总结：“家庭对孩子的正面影响力才是终身受益的东西。”

    他说，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正能量”，是去引导孩子做人，而不是要求孩子明天“考个一百分回来”。“应该让他们快乐成长，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何必要求那么完美呢？”

    这位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清楚，自己的教子经不会流行。现实中，“奥数班照样很多人在乎”，照样有孩子学习到凌晨两点，对他来说这是“很恐怖的事情”。而他继续“无为而治”——他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没有子承父业，去做科学家。如往常一样，周建平尊重儿子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