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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西海大半生都在努力翻越“户口”这道高墙：从没有当地户口到拥有农村户口，再到转为城市户口。
终于，在他58岁的时候，这个奋斗的故事等来了结局。今年3月，根据银川市出台的14条户籍改革新政，贾西海作为本地农民无条件转为城镇户口。不久前，迁入新居的贾西海到派出所更改住址，只用两个小时，他就变身为“城里人”。
半个世纪的纠结，两个小时便化解了。但贾西海的命运已经被户口拖曳了太久，他说，“最需要的时候没户口，有户口的时候却不需要了”。
这堵墙早在他还是个7岁的孩子时就高高筑起了。那一年，这个原籍河南的小男孩跟着改嫁的母亲来到宁夏。“那时户口紧得很，孩子随父母迁户口，来回折腾好几次，都因为这边不接收放弃了。”贾西海回忆。
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居民迁移居住地，需经过层层申请、审查、登记，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均与户口挂钩。
一纸户口，把正值学龄的男孩挡在了学校门外。在母亲工作的农场，贾西海总是跟着小伙伴走到学校门口，看着别人进校，再自己回家，照顾妹妹。
直至17岁那年，贾西海为翻越这堵墙迈出了第一步。他在父母工作的农场找到了一个临时工的岗位，获准把户口迁到农场。“天天干活，也过了读书的年纪了，最宝贵的时间都被户口给耽误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如今有人问及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老汉便黑着脸，不多说。
贾西海只能外出打工赚钱。搬砖头、挑沙子、打扫卫生……凭着勤劳，他娶到了老婆、养活了3个孩子。
然而，户口这道墙始终在他面前横亘着。个人的勤劳努力无法改变城乡户口的巨大差异：他不能吃上平价粮油、不能成为正式职工、不能获得和城里人相当的收入。
如果说这些都还不足以让这个半生劳碌的汉子忧虑，那么，还一件事让他揪心：孩子。
在农村户口的高墙下，阴影笼罩着3个孩子的命运。只有当学校名额未满时，他的孩子才有机会入学，条件是一学期好几百元的借读费。贾西海和妻子还得努力和学校搞好关系，诸如义务为学校挑煤、烧火、掏炉灰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所房”是当时的流行语。翻过户口高墙，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更意味着平等接受教育、获得工作并享受粮油保障。1984年，后来成为奥运会举重冠军的占旭刚还是个10岁的浙江农村小子，为了“农转非”，他努力练习举重。1992年，只有8岁的小男孩王宝强到少林寺学习武术，他的农民父亲说，“你只要在外面一天，做你的事情，就有盼头。你回来了，就没有期待了，那就是修理地球”。
贾西海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1995年，户籍制度初露松动。贾西海凑了两万元钱，给妻子和孩子办了“农转非”。还有一些市、县政府以“集资办农业”、“振兴经济”为名，公开标价出售城镇户口。
但这一次，他自己留在了墙内，“40岁的人没指望，办了没用”。
2003年，中国许多地区开始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称为居民户口。农村子弟们则开始抛弃城市梦，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值钱的土地。
但户口这只手，从未停止拨弄人们的命运。在一些大城市里，没有户口，便不能进重点中学，不能参加当地高考，不能买车买房，甚至连婚也结不了。许多为所在城市奉献青春的人们抬起头来，望见的仍是那堵高墙，牢牢守住墙内的资源和利益。
贾西海终于翻越了这堵墙。几年前，农场置换土地，拆了贾西海的家，补给他一套保障性住房。“你能农转非了，赚啦！”派出所的民警对他说。
但贾西海不明白，自己赚到了什么。他甚至觉得，又是户口，把他赖以生存的一点田地，也剥夺了，“我不能把这房子拆了啃了吃了，或是掰个角蒸一蒸，煮一煮”。
说一句国情很容易，让时间倒流却不可能，更没有人能补偿他被户口拖曳的一生。校门外的男孩，农场上的少年，工地里的父亲，楼房中的老人……无数与他相似的命运像一张张幻灯片，曾涂抹着彩色和温暖的梦想，但最终被时代的火化为炉灰，再被时代的风轻易扬散。
一手拿着老户口本，一手拿着新户口本，贾西海困惑了：到老变成了城里人，有啥用？爬了大半生的高墙轰然倒塌，对老汉来说，站在墙里墙外，早已没有分别。
秦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