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其中“人性善恶”又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诉讼不决。
人性讨论始于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是孔子把人性划分为“与生俱来的天性”和“后天学习来的习性”。
孟子主“性善论”,此说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然细考孟子所谓“人性”,实则并非人之本性,乃人异于禽兽之特殊性,被称为“端”。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
概括以上几段引文,孟子的“性善论”是说:人心中天生就有区别于动物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是善的萌芽,经后天学习扩充,就能生发出仁义礼智四善,所以人性善而兽性不善。
荀子反对孟子,力主“性恶论”。然细品发现,荀子之“性”并非孟子之“性”。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继而又言:“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
然后,荀子开宗明义提出他的“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概括以上几段引文,荀子的“性恶论”是说:遵循孔子最初对人性的两分,“性”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而“伪”则是“后天学习来的习性”,是“人为”(伪)。“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
然后,荀子提出自己的主张“化性起伪”,意即用后天“人为”的道德规范和法制去超越人性,促使人性改变而趋善。他写道:“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
除孟荀两家互相反对的观点外,还有《孟子》书中论敌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善恶均为后天养成;王充《论衡》书中讲的周朝人世硕的“性兼有善恶论”,后天养善则善长,后天养恶则恶长;以及董仲舒、王充、韩愈发展的“性情三品”说,把性与情分为上、中、下三品。
由于仅限于采用直观-内省的方法,中国古代哲学家言人性善恶恰似“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各持己见;均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然难以取得公认。由此反观,借助20世纪人类达到的科学成就,我们用系统科学方法建立的“人性的系统模型”,可以欣慰地说,得出的结论是有科学的确定性的。
仅就人性善恶言,荀子的持论同我们的结论最为接近:人性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是恶而不是善。因为在人的自然属性上,几乎没有善而只有恶。耗散结构的利己性,生物遗传基因(DNA)的无限自我复制,动物不断追求欲望和感受的满足,都是利己、自私和潜在的恶。只有到浅近的属人的层次上,经过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灌输进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人被培养利他和爱,有了伦理和道德律内存,人才从善和施善。
所以我们说,在人身上恶是天生的,而善则需要培植。试看各种宗教的经文,大多数都是劝善的;各类文艺作品,多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家长和教师们总是在对下一代进行助人为乐和刻己奉公的品德教育。有人不是说,元明清三朝留下几百齣传统剧目,终不离“忠孝节义”4个字,而这4个字的内涵都是利他。再从反面看,在印度曾有人找到从小被叼进狼穴并由母狼养大的狼孩儿:浑身是毛,尖牙利爪,哇哇乱叫;见人就咬,抓到扔过去的活鸡就茹毛饮血。哪有一点点善?这就用变相的科学实验证明了我们的结论。
由此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以赞赏的态度引述黑格尔的观点:“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而且,正如恩格斯进一步阐述的那样:“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因此,伦理道德教育固然重要,善的培养固然重要,然而社会最终必得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法制健全,树立法的最高权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允许有超越和操纵法律的个人,是实现美好社会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