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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朋友张薇薇29岁时还单身，这件事在她父母的社交圈中，是个公共信息。
比如说吧，张妈妈要参加一个饭局，好心人会神秘兮兮地提醒：“那个谁的公子也出席哦，听说还单身。”张爸爸在外面开会，一个大叔走过来问：“听说你有个女儿还没结婚？我有个儿子……”
要给张薇薇介绍对象的，包括父母的同事、朋友，她姨妈以及80多岁的姥姥。自打留学回国后，在长辈的安排下，她已经见了15个“可好可好”的男青年，最后一个也没看上。亲戚们埋怨她态度不端正：“你怎么不着急你自己的事儿？”
“我着急我上大街上找一个绑回来啊，何况我干嘛要着急啊？”张薇薇觉得很好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身边的女性朋友都像张薇薇似的，一个个步入相亲界。一个大学同学的妈妈，拿着她的照片偷偷去参加报纸上组织的海归相亲会。一个朋友，几乎相遍了母亲所在医院的适龄男医生。还有一个女同事，每天一进家门，父亲就问她：“今天怎么样啊……找着对象了吗？”
张薇薇最烦“找对象”这三个字。“听上去就动机不纯，感觉就是满世界去划拉，你就像个商品。”不过，这三个字，连同相亲、介绍人等属于上个世纪的旧词儿，已经生机勃勃地出现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话语中。
我庆幸有这样的父母让我自由成长，但涉及到相亲这个问题，整件事变得特别黑色幽默
我们原本都羡慕张薇薇有个开明的妈妈，可相亲这件事，张妈妈偏要管到底。
为了帮女儿找对象，张妈妈写了份基本资料，存在手机里，谁要给女儿介绍，就把这条短信发过去：“张薇薇，本科XX大学，研究生XX大学，国家机关工作，身高172cm。”她在张爸爸的公文包里塞了一只信封，叮嘱他遇到介绍对象的就塞给人家，里面是女儿硕士毕业典礼上的照片。
介绍人发来的相亲对象信息，张妈妈要首先把关。她把男青年的简历一张张打印出来，等张爸爸晚上回家后，俩人坐在沙发上，一起讨论。
到相亲那一天，张妈妈还要看女儿穿什么衣服出门。“别穿这个薇薇。”张妈妈温柔地对身着衬衫长裤的女儿说，“穿得更漂亮一点儿，文气一点儿，你有那么多漂亮衣服，怎么不打扮打扮呢？”
一开始，张薇薇还觉得相亲这件事挺有意思，想去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和自己不同的故事。可相到第7个，她意识到，坐在对面的男青年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他们都是名校毕业、海归，不是在投行，就是在银行和政府机关工作。他们戴着金丝边儿眼镜，穿着西装，用着黑莓手机，说话夹杂着英文。就连聊天内容也大同小异：“你有什么爱好兴趣啊”“你是做什么的啊”“我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哦你跟我想像的一样/不一样”。
“根本看不出他的性格是什么，看到的都是招牌、标签、社会对成功人士的定义，好像流水线上打造出来的产品。”张薇薇很失望。
常规问答环节结束，两人没话说了。张薇薇怕冷场，拼命想话题，坐在对面的男青年无聊地搓着手中的饮料杯。有一次，她实在忍无可忍，偷偷发短信向同事求助：“5分钟后给我打电话，假装领导让我去加班。”
张妈妈不明白女儿的痛苦，不就是吃顿饭么，有那么难吗？“没相过亲的人不明白，跟带着目的的人去聊天，真的聊不出什么。”张薇薇抱怨，中国存在大面积相亲，却没有约会文化，“我在英国时，班里男同学经常约你去喝咖啡、看电影，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没说马上就要搞对象，关系完全由自己主导，最后没在一起还能成为朋友。可在国内找对象，就是按部就班，完全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背后还寄托着一堆人的希望。”
相亲多了，张薇薇总结出了应对的窍门儿：要约在咖啡馆见面，这样一个多小时就能搞定。决不能一起吃晚饭，因为男青年会绅士地提出“送送你吧”，这样又得增加共处的时间。
“最好是去看电影，不用说话、拼命找话题。”她翻了个白眼。
我们俩共同的朋友周晓也在相亲。周爸爸担心张薇薇的消极态度影响女儿，特地打来长途电话：“别刻薄她的相亲对象啊，你要多鼓励她。”
周晓27岁，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原先父母反对她早恋，如今却开始着急她的单身。周爸爸发动了在北京的老乡和朋友，一起帮女儿找对象。频率最高时，她一周要见3个相亲对象，下班后来不及梳头洗脸、换隐形眼镜，就得奔赴相亲现场。
周爸爸的朋友不负重托，一个阿姨一口气给周晓介绍了3个适龄男青年。“见没见？不行我再给你介绍第二个。”阿姨很热心，经常打电话询问进展，还颇为得意地说：“我能给你介绍的是精品库存，轻易不拿出来的！”
可在周晓看来，这简直是胡乱的“拉郎配”。3个男青年，一个整顿饭不敢说一句话，一个明明不是却总装上海人，还有一个北京的公务员，“一项一项列出来没有让我讨厌的，问题是，我也不喜欢”。
“精品库存”接连败下阵，阿姨脸上挂不住了。她语重心长地给周晓发了一条长短信：“阿姨轻易是不给别人介绍对象的，因为你爸爸拜托我，我才帮忙的。阿姨是为了你好。你是外地的，长得也不漂亮，年龄也不小了，还这么挑三拣四。北京男生能看上你已经不错了，可你一点儿诚意也没有……”
周晓被激怒了。“我真的整个人都很崩溃！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滋润的，为什么要被迫接受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还要被人羞辱？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过成这样？”她在电话里愤怒地对我说。
因为相亲，张薇薇和母亲吵过一次最激烈的架。
“介绍人脑子有毛病，她觉得我就得跟这种人结婚？还说这种人有多好！”一次相亲回家，她破口大骂。
“人家好心好意的，你怎么就说人家有毛病，你就是没良心！”张妈妈气得差点摔东西。
“我自己活得挺好，你别可怜我！”张薇薇顶了回去。
“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张妈妈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哭了。
张薇薇跟我说，当年大学选专业时，父母没有逼她选择热门的商科，而是尊重她的兴趣，让她去读电影。可遇到相亲，他们就变得“封建”起来。“我家一直很民主，我庆幸有这样的父母让我自由成长。但涉及到相亲这个问题，整件事变得特别黑色幽默。”张薇薇搞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社会对于所谓的当婚不婚、当嫁不嫁这种人的歧视和压力
说实话，我也不明白，崇尚自由、选择多元的这一代青年，为什么非要参与相亲这种古老的婚恋形式。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打算去上海找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沛东聊一聊。去年年底，她出版了《谁来娶我的女儿》，研究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这是目前国内外第一本有关都市相亲角的学术专著。
临行前，我问张薇薇和周晓，有没有顺便要咨询的问题。张薇薇说：“我想问，如果相亲相到麻木了怎么办？”周晓更实际：“如果相亲遇到条件不错但没感觉的，要继续处下去吗？”
孙沛东是正宗的社学会博士。尽管她总是笑呵呵地强调：“我不研究‘剩男剩女’”，可还是有很多人把她当作“相亲专家”、“婚恋专家”对待。不久前，上海举办万人相亲大会，她一共收到了25家媒体的采访提纲。
微博上，有网友向她咨询：“男，183身高，27岁年龄，公务员，外地人，有房的，但是有贷款，请问可以找个什么档次的女伴侣？”
“对不起，我不是婚恋专家，真不能回答您这问题。”她回复说。
相亲在孙沛东的视野里，是严肃的社会学研究。2007~2008年，她花了10个月时间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进行田野调查。在那里，张妈妈和周爸爸的焦虑被放大了好几倍，孙沛东经常会听到“谁来娶我女儿”的呼声。她觉得相亲角就像一块棱镜，折射出都市中产阶层的各种焦虑。
2007年9月的一个周末，刚到上海没多久的孙沛东和丈夫去市里闲逛，路过人民广场时，发现公园里挂着花花绿绿的照片，中老年男女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手里拿着纸牌子，相互打量。旁边的树丛里还悬挂着“特快办理提取公积金”“跨国婚姻牵线搭桥”的小广告。
孙沛东和丈夫觉得好奇，刚要走近看看，一个阿姨就冲过来，拦住她的丈夫问：“小伙子，你多大了？”
曾有路过的外媒摄影师以为这里是人口市场。准确地说，这是“儿女交易市场”。这里聚集的中老年人，在代替自己的儿女找对象。“古今中外没有这种情况，父母聚集在一起，像谈论一件商品一样介绍自己的儿女。”这个现象让孙沛东很吃惊。
她不明白，新一代年轻人为什么会同意父母帮自己相亲？相亲这种人们印象中“封建又传统”的择偶方式，又为何会在崇尚自由、标榜爱情、时尚前卫的都市白领身上重新复活。她开始对这里进行研究。
大叔大妈没有放过孙沛东的丈夫，也不肯错过这个年轻的女学者。在随后的田野调查中，尽管她一再强调“我是老师，来做研究的”，可还是不断有人围过来，上上下下像评估商品一样打量她，然后不死心地追问：“那你自己有没有解决啊？”
一位64岁的阿姨还打起和孙沛东一起来做访谈学生的主意。她激动地对这些年轻女孩说：“你们不要调查，这种东西没什么好调查的。门槛精一点，早点谈朋友。真的，你们不要不听，我的女儿就是例子呀。年纪轻轻的时候，有多少好小伙子介绍给她，她说不要，现在后悔了。所以我说你们有这个时间来社会调查，不如去找男朋友去。快要毕业了，快找！快找对象！毕业以后快找工作，工作么找好了快点嫁掉，这样才是聪明的孩子。你这样做调查没意思的。形势很严峻，真的很严峻！男的都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
孙沛东不动声色地把这段话记了下来。“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社会对于所谓的当婚不婚、当嫁不嫁这种人的歧视和压力。假如本人内心不够强大，或者不够淡定，完全会被这种舆论和压力所裹挟。”
张薇薇觉得妈妈就是被周围的人“绑架”了。张妈妈身边的人成天都在说，那个谁谁谁结婚啦，谁谁谁有孩子啦，谁谁谁离婚啦……说完，恍然大悟地加上一句：“呦，你女儿今年也……29了吧，还没结婚？”
就连和她关系一向很好的姨妈，提起相亲也变得严肃起来：“薇薇啊可挑剔了，眼光太高了，找个差不多的不就行了吗？你现在的年龄是金，然后就是银，然后就是铜，然后就是铁，最后就是破烂儿铁。为什么不能在自己最好的年龄碰到呢？”
“这又不是买卖，我就是碰不着啊。”张薇薇哭笑不得，“况且你们觉得好，跟我们觉得好是不一样的。”
相亲角里发生的，其实是人的情感商品化的过程，以关爱为情感基础的相亲活动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商品交易活动
张薇薇有一点说错了，在相亲角，婚恋可以是买卖。
这里是用来找对象的，而不是谈感情。一个65岁的退休医生说，相亲角就是自由市场。另一个52岁的街道工作人员说得更直接：“这里没有爱情，爱情只出现在书本上。”
做调查时，孙沛东一般周末早上9点多就到人民公园“蹲点”了。来得和她一样早的，一般是特别焦虑的父母。这还不是相亲角的高峰期，孙沛东可以拉着他们去公园旁边的哈根达斯好好聊聊。
“哎呦，等一下生意就好了，现在还比较淡，可以聊一下。”大叔大妈同意了。他们用“生意”这个词来形容相亲。
张薇薇曾抱怨介绍人只看标签，不看两个人的性格，“就像是你那边手里有一张牌，我这边手里有一张牌”。她说自己没记住一个相亲对象的脸，眼前飘着的都是被别人勾勒出的房子、车。实际上，相亲角的规则比这个更加赤裸裸。
那里的很多母亲，都佩戴着首饰，比如珍珠项链、金项链、翡翠手镯。一个原籍武汉的母亲说：“你看见我手上的钻戒了吧？我平时不戴的，在家里干活不方便，来这儿才戴！上海人喜欢以貌取人，不打扮打扮，不穿点好衣服，人家谁愿意睬你。”
那里的大叔大妈上来直接就问：你是男孩女孩、多大了、工作是什么、身高多少、工资多少。为了提高效率，很多人把基本条件写在一张纸上，拿在手里或者挂在树上。
这关过了，家长才会从手袋里掏出孩子的照片，细谈条件：有没有房子，房子贷款还完了没，没有房子的话准没准备首付……这之后，双方才会交换联系方式。
注意，不要轻视每一句闲聊，这背后都可能是一次探底。孙沛东曾无意中听到两位家长的对话。
“你这时回去，家里人都等你吃晚饭吧？”
“对的，走高速开车回去也就1个多小时。”
“那你回去晚了，小区里车好停吗？”
“我们小区车太多，就是车位少，停车费倒是很便宜的，才五块钱一天。”
根据经验，孙沛东觉得这段看似平常的对话一定指向了什么。她软磨硬泡，终于让提问的那个阿姨说了实话：问的目的是打探对方所居住的楼盘小区，走高速1小时、停车费五块钱一天，说明对方住的是郊区的中档商品房。
“在相亲角，大家的地位很不一样，男孩还是女孩，什么样的个人条件、家庭背景，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是不一样的。”孙沛东说。
“相亲角”不仅仅出现在上海的人民公园里。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龙潭湖公园，也曾有类似的白发相亲聚会。
周晓甚至去过一次规格特别高的——中央国家机关专场相亲嘉年华。
为参加这次相亲，周晓所在的单位特地下了文，指标有限，优先考虑大龄青年。周晓和两个1987年生的小伙子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名额，每人发了一张金灿灿的门票。单位还统一制作展板，让他们把自我介绍和照片发过去。
周晓写的是：“……爱玩、爱吃、爱喝酒、爱诗词、爱武侠、爱苏轼、爱庄周，爱好文艺的理工男生。”结果，简介被领导退了回来，嫌写得不够真诚，要她加上住房情况、收入水平等实质性内容。周晓一下子就觉得很没意思。
嘉年华在一个大礼堂里举行。明明是青年男女的交友会，不知为什么混进一群大叔大妈。这些适龄男女青年的父母亲戚，挤在展板前看资料，挑自己感兴趣的，记录联系方式。
“简直就是兜售会！”周晓说，“大家的动机本身就不纯，相亲会限定了这样的人群，基本上就是公务员、部委事业单位，目的性太强了。”
相亲会结束后，周晓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个男青年写来的信：“我看到你的照片，一眼就看上你了……我现在虽然没有房，但是我将来一定会买到房。虽然我现在没有车，但我觉得买车在北京没必要，因为会堵车……”周晓看完差点昏过去，顺手点了“删除”。
孙沛东觉得，相亲角里发生的，其实是人的情感商品化的过程。“以关爱为情感基础的相亲活动，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商品交易活动，爱、情、美被标了价，人的价值被分割成若干内容和等级，失去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真正具有情感内容的过程，谈情说爱的过程被舍弃了。”她说。
我们这有发言权吗，那有发言权吗……我们只能关心自己家里这点事，那不就是孩子的婚事嘛
在相亲角呆久了，大叔大妈不给孙沛东找对象了，开始托她“反映问题”。
一天，孙沛东正在公园里做访谈，一个60多岁的阿姨走过来，往她手里塞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政府提供平台，为儿女们婚姻大事分忧——一位普通家长。”在阿姨眼中，这个戴眼镜的女学者是“上面派下来了解民情”的人。
“你说，现在组织怎么也不管管，以前还能为单位的男女青年组织一些活动，现在怎么没人管这事了呢？”另一位65岁的退休医生也忍不住向她抱怨。
孙沛东觉得这些想法很“幼稚”。“它代表了这些人对于国家的定位，对于市场力量的感知，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帮孩子解决问题。”
研究这些人的经历，她发现，采访的43个替儿女相亲的父母中，接近一半有知青经历。曾有学者将1947~1957年出生的人，从人口学广义上划为“知青一代”。孙沛东的被访者，大多就是这一批人。在西方学者眼中，这些人又被称为“毛的孩子”。
“在社会学的概念中，父母给孩子找对象，和他们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理解是紧密相关的。而他们怎么确定择偶标准，又和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是有关的。”孙沛东说。
知青一代年轻时也经历过“单身潮”。曾有学者认为，1970年代末期知青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1984年，《中国妇女》杂志还出版过大年龄青年婚姻专号。
为解决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组织及时出手了。孙沛东查阅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等报刊资料发现，北京市举办过大型联欢晚会，全国总工会也就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召开过座谈会，号召工会、共青团和妇联联合起来创造条件，上海援建的某三线厂党委和团委甚至面向全国为厂里的单身男青年公开征婚。
那时，上海人民广场周末和节假日经常举办露天舞会，为单身男女婚恋创造条件。许多刚刚回城的未婚知青在这里找到了对象。
30多年后，知青一代的子女长大了，西方学者把他们称为“邓的一代”。这些人面临着新一轮的“单身潮”。可如今组织基本已经从个体生活中隐退，无法再依赖国家和政府的帮助，只能靠家庭出手相助。就像张薇薇妈妈身边的人说的那样：“咱们是过来人，孩子还是不了解啊，做父母的得帮着张罗。”
于是，“毛的孩子”们再次回到了公园的相亲角，从“自发相亲”变成了“白发相亲”。
在孙沛东看来，这些人拥有的特殊经历，让他们对子女的婚姻，有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知青一代要求子女结婚候选人的学历良好、工作稳定、薪酬优厚、婚房齐备，是因为他们曾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经历了被耽误的社会生活，也遭受过经济转型的困境，担心下一代承受不了“选错人”的灾难性后果。
《谁来娶我的女儿》新书发布会上，一位阿姨这样说：“股票涨跌，我们这帮人有发言权吗？水价上涨，我们这帮人有发言权吗？国家主席谁当我们有发言权吗？空气污染由谁负责我们有发言权吗？我们只能关心自己家里这点事，那不就是孩子的婚事嘛！”
周晓的爸爸就属于人口意义上的“知青一代”。他几乎每天在电话里问女儿的相亲进展：“你们俩怎么样啦？联系到哪一步啦？有没有开始谈情说爱啊？”不仅如此，他还修正周晓的择偶观，一定得找“政治上信得过”的：最好是公务员，其次是国企，外企是不靠谱的，自己创业的更不行了，女儿得担风险啊。
“这是代际累积的结果。在择偶和婚姻这个问题上，中国大城市中40后、50后这些知青一代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其结构化、制度化的怕与爱。作为‘知青子女’的80后，无法彻底摆脱父辈的生活烙印和集体记忆，这也构成了他们自身的人生窘境。”孙沛东说。
当经济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容忍度增大，单身人群的出现是非常正常的，这会是一个趋势
在人民公园做访谈时，孙沛东靠这句话打动了很多大叔大妈：“希望这个研究能让社会充分理解所谓的‘剩男剩女’，看看能不能采取什么途径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距离她的研究已经过去了5年。这些年里，她的那些采访对象，有的年轻人自降标准结了婚，有的父母变得像子女一样顺其自然，有的人依然在等待，“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也不能完全确定婚恋世界里究竟是否真的存在Mr.Right或Ms.Right”。
在论文修订的过程中，孙沛东曾给采访过的一个阿姨打电话，询问她女儿的近况。两天后，那个曾经清高的女孩主动打来电话，和孙沛东聊了20多分钟，最后拜托她帮忙留意合适的人选，那时她28岁。
我问孙沛东，研究到最后，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我能说实话吗？”她认真地看着我，“这问题没办法解决，也不该用公园相亲这种办法解决。如果子女对目前单身状态满意，父母硬要他进入婚姻，有价值吗？男女之间‘有感觉’是化学反应，父母找的是物理反应，一个物理反应能产生化学变化吗？从起点上就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
她最近看到一个数字，美国接近一半的成年人处于单身状态。“当经济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容忍度增大，单身人群的出现是非常正常的。这会是一个趋势，对于女性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婚姻不是必需品，是可以选择的。”孙沛东分析道。
如今，相亲角的边界已经突破了小小的公园。不久前上海举办的万人相亲大会，在孙沛东看来，就是相亲角的另外一个“马甲”。“相亲不过是起到议题聚焦的作用，推广及最终赚钱是王道。有谁真正关心那些焦虑的父母及其子女？”她有些担忧。
相亲角的研究做出来后，学界里曾有不同声音。“社会学往往会觉得分层啊，流动啊，农民工啊，社会建设啊，诸如此类是核心问题。相亲、白发相亲、上海相亲角，这都是些什么呀，很难进入一些主流社会学者的研究视野。我当初刚做出来时，学界有人质疑，为什么要做这个？毫无价值。新闻记者都能做的事情，你一个社会学者，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研究？”孙沛东说。
但她认为这是个内涵丰富的研究领域。尽管不喜欢被称作“婚恋专家”，但这个“过来人”有时还是会忍不住给年轻男女支招。“我一直建议，大学生如果可以，应该去好好地恋爱。跟异性相处的能力，是在相处中建立起来的呀，总是在岸上游泳，怎么可能下水，不下水是没有办法的啊。我们在这块是欠缺的，只知道学习，找好工作后，父母发现，哎，你要进入恋爱程序了。可这不是程序设置的问题，她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怎么跟别人表达好感，进入恋爱怎么处理矛盾，怎么表达自己的不满、底线。对于没有情感经历的人，这些都是挑战。”
采访间隙，她问我为什么还单身。
“因为写稿太忙了，老出差……”
“暂停！”她不客气地打断了，“我问你，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任何人做任何工作，跟你说的有区别吗？去年我在法院工作了一年，那些单身青年也这样说，‘你看我整天判案子，我也不能和嫌疑人建立感情吧，我回去太累了，周末又加班’。那你说，我们中国目前转型背景下，大城市里面的生活节奏，哪个职业、哪个阶层有闲暇呢？”
我给她讲了张薇薇和周晓的故事。她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如果两人真的走到一起，就不要考虑最初是怎么认识的，而该去考虑怎样好好相处。”
最近，周晓又去相亲了，对方是妈妈麻将桌上新认识的牌搭子给介绍的。她打算试着相处相处，至少，这样爸爸就不会一直逼她去相亲了。
张薇薇也找到对象了，男朋友是以前的同事介绍的。她虽然告别了相亲这个梦魇，但依然清晰地记得，母亲曾像推销商品一样，用温柔的声音小心翼翼地对她说：“这个你看，条件真的不错，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文中张薇薇、周晓系化名）
本报记者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