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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逃亡的传奇，真实，血腥，发生在圣洁、雪白的南伽峰上。
这是11名登山者的噩梦，他们中10个人的鲜血如红色雪莲被冰封在雪地上，仅有1人躲过了划破黑夜的子弹，在雪山的庇护下，等到了黎明。
“我现在很安全，正等待与大使馆人员会合。”6月24日下午4点，焦急等待了10多个小时后，电话铃声终于响起，张京川的妻子在昆明接到了丈夫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短短几个字，他的声音透着令人心碎的憔悴，所幸，他还活着。
6月23日夜，巴基斯坦北部的南伽帕尔巴特峰4400米处的一个登山前进营地枪声大作，11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登山爱好者遭遇当地恐怖组织袭击，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10人遇难，唯一的幸存者，是云南登山家张京川。
6月26日，在遇难登山家杨春风的故乡乌鲁木齐待了一天之后，张京川回到了昆明，笔者在张京川心情平复后的第一时间采访了他，那天夜里经历的所有细节，如同巨杵一般击打着张京川的内心，惊险的噩梦虽已消散，但“知己”的离去却让他数度哽咽。
摄像？这不是简单抢劫
“当时，我听到帐篷外面很吵，我的第一反应是上面的人遇到山难下来求救。”前进营地大约有二三十人，事发当天，一支登山队离开了营地，去往6100米处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这群人也因此幸运地避开了这场劫难。
当地时间零点之后，在一名当地“向导”的指引下，8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来到营地，准备实施针对外国游客的“邪恶计划”。“当时夜很黑，很安静，我们都待在各自的帐篷里准备入睡。”张京川刚躺下不久，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吵嚷声，“我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人猛踹我的帐篷，他们很快把帐篷撕开后，一支冲锋枪已经抵在我的头上了。”两名突然闯入的袭击者，将只穿着单衣单裤的张京川反绑起来，“我被拖了出去。”
借着月光，张京川瞥见杨春风和来自深圳的登山家饶剑锋等人跪在地上，也被袭击者用枪指着头。“那伙儿人还在继续搜查营地，这是逃跑的好时机”，被强摁到杨春风身边跪下后，张京川用蝇语告诉杨春风“我帮你解开绳子，一起跑吧。”但杨春风当时认为这些匪徒要的是钱，逃跑反而会惹祸，其他人的想法也和杨春风基本一致。然而，当袭击者让他们跪成两排，向他们索要护照，并为他们摄像时，张京川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抢劫”。
跑，一定要跑！
“我被绑时就准备要逃跑，他们在捆我时，我已经做了手脚，确保我能很快挣脱。”有着多年登山经验和曾经在武警部队服役的张京川，对捆绑的技巧很熟悉。
枪声猝然响起，同伴儿在弹雨中纷纷倒地，袭击者扣动扳机干脆利落，登山者的生命和求生的欲望在一声声凄厉的哀号中被一同埋葬。身旁的杨春风也倒下了，当枪声再次响起，周围的声音都被湮没了，张京川本能地低下头将身体蜷缩起来，“我感觉子弹从我耳边飞过。”但事后发现，子弹擦过了他的头皮，并留下了长达5厘米的伤口。
张京川捡回了一条命。
躲过这发射向他头部的子弹后，张京川用尽全力“啪”地挣脱了绳索，蓦地起身打倒了身旁的一名袭击者，赤着脚向更浓的夜色中拼命奔去。他选择“之”字形路线连跑带侧翻地向上风口狂奔，“他们的枪挂在脖子上，只利于扫射，不利于瞄准。”虽然中弹的概率也不小，但当身后的枪响和脚步声交错渐近时，奔跑了约有30米的张京川冲到了悬崖边，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我不知道悬崖有多高，但我宁愿摔死。”
或许是上天庇佑，张京川落在一个四五十米长的斜坡上，他连滚带爬地躲到了一块“冰山”后面，隐约看到几名袭击者追到山崖边四下眺望。直到袭击者悻悻地转身离去，他才松了一口气，“我可能暂时安全了。”
这时，一阵刺骨的寒意从脚底传来，光着脚站在冰面上，单薄的衣裤已在摔滚中被碎石划破，张京川意识到，如果得不到救援，他活不了多久。于是，他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爬回营地。
我匍匐过去，不敢有丝毫动静
“冷不是最重要的，我就想拿电话求救。”雪山的壮阔让张京川感到危险的同时，也赋予了他勇气。“那座山太大了，如果我待的时间太长，就根本没法存活。我要让外界找到我。”平静了大概40分钟后，“我决定用20分钟回去取电话。”
光脚踩着冰得刺骨的碎石爬上山崖，张京川在浓重的夜色中窥探着营地的情况：营地里还有微弱的光，同伴儿倒下的地方似乎还有白天共处时欢快的余温。而在营地的另一端，刽子手们聚集在一起，还没有离开。
“我几乎是匍匐过去的，不敢弄出一点动静。”钻进自己的帐篷里，张京川极轻、极慢地套上高山靴，带着一把冰镐，向5米外杨春风的帐篷爬去，“我在他帐篷里用手轻轻地摸索，还好，卫星电话个儿很大，容易辨认。”杨春风和饶剑峰的遗体就在不远处，张京川曾一度爬到他们附近，期待听到他们的喘息，但夜风中，只有张京川细微得仅自己能听见的呼吸。
“在高处相对安全，上面有我们的人。”拿到电话，张京川选择向山上逃跑，相对袭击者，他有更多的高山生存经验，“他们没有高山靴，不能在冰面自由动作。”张京川找到一个临时安身处，在当地时间凌晨1点35分（北京时间凌晨4点35分）和4点51分（北京时间上午7点51分）两次拨通了给朋友的求救电话，“其他人怕是不行了，赶紧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请求直升机救援”。
“第一通电话他只让朋友赶快报警，大家都不清楚他的具体情况，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春城晚报》首席记者杨杰因与张京川同登珠峰而结下了深厚友谊，得知张京川“出事”后，他马上赶到张京川的家中，“我们得到消息，第二通电话里，他的情绪平复了很多，简单叙述了事件经过。但没亲耳听见他的声音，大家的心仍在悬着。”
“这时不能往家里打电话，那对他们的伤害太大了。”对张京川等很多登山家而言，交代自己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只能对朋友启齿。“这个电话除了呼救，我还希望尽可能别让袭击者跑掉，毕竟，到我们这里要走十七八个小时，他们跑出去也需要时间，我要争取时间。”朋友的遇难让“报仇”的愤懑几度充斥他整个内心，但“冰镐敌不过冲锋枪”，张京川只能在雪山深处静静地熬过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伴随着遗憾、痛心、不甘和庆幸的复杂心理，张京川的这一夜长如一生。
那一刻，我知道我脱险了
恍惚中，周围的环境渐次被勾勒出了轮廓，海拔8125米的南伽帕尔巴特峰被阳光铺上一层暖色，但张京川的心情却如同寒冰。
“上面的人没下来”，张京川决定再次潜回营地看看。远远地，他看到有五六个人聚集在一处，“袭击者还没走”，他再次隐蔽起来。
不知是否幻觉使然，空中似乎传来了螺旋桨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张京川急忙仰头张望，一架直升机已出现在营地上空，飞机贴近地面准备降落时，强大的气浪把夜里氤氲的血腥味推散进空气中，几名职业军人先后着陆，勘察起营地的情况来。
“那时候，我清楚我已经脱离险境了。”巴基斯坦军方控制了营地，第二架直升机落地后，张京川主动现身，并成功获救。此时，是当地时间24日上午10点55分，距离张京川的第一次呼救，过去了9个多小时。
但袭击者已经离去，“那几个人是营地的厨师。他们都是本地人，事件发生时，他们被袭击者捆绑在一个帐篷内。” 由于此次袭击只是针对外国游客，最终这6名本地厨师幸免于难。
“我们和武装分子没有冲突，他们很难到达我们所处的海拔高度。”张京川等几名登山者曾在巴基斯坦登过山，也曾经说起过当地的局势，但并没有想到恐怖袭击会真实发生在登山活动中。由于登山者的到来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当地民众对他们素来热情，“当我们和当地老百姓交流后，觉得他们都很和蔼，感觉这里是很安全的地方，根本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心里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防备。”
将近48个小时没合眼，回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张京川因体力透支才“睡着”了四五个小时，但如今即便回到昆明的家中，尽管精神已经疲惫不堪，但他的身体仍处在“亢奋”中，“晚上无法熟睡。”
“大概一年内我不会再登山。”当8000米雪山下的枪声消逝，张京川的记忆也与那些灿烂的生命一起被镌刻在山巅。“我从未感到过绝望”，他记得，当太阳初升，南伽峰静谧依然，是脑海中家人和朋友的面容支撑他走出黑暗，“有时候我也在想，即使我征服了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又能怎样？难道就不再登山了吗？但人生还要继续，还会面对新的挑战，所以，我们更要学会勇敢。”
本报北京6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