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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改委剑指惠氏、合生元等洋品牌奶粉价格垄断。惠氏公司于昨日表示，其价格体系确实违规，降价11%以示配合。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密切关注。
之前，国务院要求，按照严格的药品管理办法监管国产婴幼儿奶粉质量，采用电子监管码等手段，做到全程可追溯。被公众称为“史上最严奶粉监管令”。
面对政府的强力组合拳，各界除了叫好之外仍多有期盼。专家指出，要想让消费者喝上国产放心奶，光有严厉的监管还不够，仍需打破旧有的利益链条，让奶农分享奶业发展的红利。唯有把奶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调动起来，才能有国产奶新的春天。
印度“白色革命”带来的启示
“在讨论中国乳业问题时，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事实：相对于13亿人口的巨大需求，中国的牧业资源禀赋是严重不足的，优良牧场的缺乏更是无从弥补。这是中国乳制品目前无法整体优质起来的原因之一。好奶需要好牛，好牛需要好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顾问臧英年说，脱离这个基础的讨论没有意义。
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拥有4亿公顷草原，但多在高寒地区，而且近年来退化面积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国退化草原面积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5%，80年代中期增加到30%，90年代中期达50%。目前全国约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达1.5亿公顷。与此同时，全国主要牧区天然草原牧畜超载问题十分突出，超载率达44%。
臧英年说，尽管中国政府实行了退耕还草等积极的政策，但是草场却难以扩展，考虑到保护耕地的刚性要求，草场未来扩展的可能性也很小。
除了资源禀赋较差外，他认为，中国难以出品好奶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性的：奶农得到的利益太少了。
“新西兰和印度的资源禀赋天差地别，但是他们有一样却是相同的，就是奶农在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他们能够分散自身的风险，并享受行业发展的利益。这保证了‘乳业第一车间’的品质，为食品安全打下真正的基础。”臧英年说。
据悉，新西兰的牧场绝大多数是家庭式经营，但是这些家庭又通过合作社呈现为高度纵向一体化：最低一级是农场主，上面是奶业合作社，最上一级是乳业委员会。农场主拥有合作社的股份，合作社又拥有乳业委员会的股份。在这种结构下，各环节构成了共同参与的经营、管理、分配体系。
印度则从1965年掀起“白色革命”，奶类产量从2000万吨飙升至1.2亿吨，成为世界最大的乳品生产国。其成功的原因被认为是近乎完美地把奶农的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起来，形成了一个生产、加工、消费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奶农既是原奶的供应者，又是合作社乳品的成员，是整个过程的主人。通过合作社，300万名印度奶农不仅可以从奶牛养殖环节获得利润，也可以从加工、销售环节得到利润。
中国奶农就没那么幸运了。即便在乳业发展最快的年头，比如2001年到2005年，中国液态奶产量的年递增率超过40%，干乳制品接近20%，奶农亏钱的现象仍比比皆是。2002年开始的中国乳制品行业变局的基础是建立在产业链利润分配很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奶农在和加工企业的合作中几乎没有话语权。有人曾测算过，在中国奶业产业链中，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品销售3个环节的利润比为0.8∶3∶6.2。
中国乳业因何踏入信任黑洞
缺乏好牛奶是一回事，出现坏牛奶是另一回事。
像祥林嫂一样，中国西部乳业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逢人就会念叨着：“不要往牛奶里乱添东西！”这位中国乳业元老级人物见证了中国乳业的快速发展，并深为一些企业“坠入邪道”而痛心。
“在优质奶源稀缺的情况下，一些企业想的不是如何建设奶源，而是想方设法靠添加剂欺骗消费者的味觉，用广告营销忽悠消费者的决断。这种办法能不出乱子吗？”魏荣禄至今仍对三聚氰胺事件耿耿于怀。他认为，一些企业的罪过尚未洗净。
1986年，《生鲜牛乳收购标准》发布。较之前的政策，它取消了生鲜牛乳收购对提取物和添加物的约束。这本不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也很少有人关注，却最终引发了巨大的灾难。
“没有了这个约束就等于撤掉了生鲜牛奶的一道防线！什么东西都可以往牛奶里加，那还是牛奶吗？”魏荣禄说。
2005年2月，他参加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会场上，除了国标委的人外，还有大乳业公司负责人。会上，他提出，“往奶里加香精、增稠剂、稳定剂是不对的。”有人很快打断了他的话，“这个不用讨论了，按国家标准来做就行了。”事后一年，西部乳业网等组织了“西部乳业万里行”的采访。沿途所见震惊了采访团。
他们发现，“有的企业，奶的脂肪含量低了，就加一些脂肪粉提高脂肪含量；奶的细菌超标了，加一点青霉素、抗菌素等，降低细菌指标；奶的浓度低了，加一些乳精粉，提高其浓度；奶发酸了，加一点碱面中和，有的甚至用工业碱……”
两年之后，三聚氰胺出现。5万名儿童患病、1万名儿童住院治疗。中国乳业从此踏入信任黑洞。
“这些年，人们总是站在道德的角度痛骂乳品企业黑心无良。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关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它们是一个行业的底线。只要底线在，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底线如果不在了，坏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魏荣禄说。
另外，除了政策与监管的强制性规制外，魏荣禄也提请人们关注市场的导向。
有的企业在没有一头牛、没有一间厂房的情况，靠着强大的广告攻势，它仍然获得了“火箭速度”的增长，足以让所有人为之头晕目眩。而其造成的影响和后果当时并不为人所了解。
一个令人寻味的场景是：1999年，福建长富乳业投入6亿元建设34个牧场。那一年上述企业才刚刚创立。可是，到了2005年，长富即陷入困境，不得不寻求蒙牛的支援。
“奶源是乳业的根本。建奶源的倒下去，不建奶源的却火起来。这个行业能长久么？”魏荣禄问。
政府光有“不准”还不够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就保障婴幼儿食用安全、放心的奶粉进行研究部署。会议要求，制定政策推进该产业的规范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并按照严格的药品管理办法监管，做到批批检验，全程可追溯。
接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任何企业不得以委托、贴牌、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严禁进口大包装婴幼儿配方乳粉到境内分装。
随后，国家发改委对雀巢、合生元等洋奶粉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并指称握有这些企业操纵、抬高奶粉价格的3种不法行为的证据。
对此，臧英年认为，这一顿组合拳无疑对净化中国乳制品市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长期来看，要想让中国孩子吃上国产的放心奶，还得从利益链条上下功夫。政府光有‘不准’是不够的，还得打破旧的利益分配格局，让奶农真正得利。唯有他们提高牛奶的产量和质量，中国乳业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没有这个步骤，恐怕其他措施都会事倍功半。”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何昌垂表示，发达国家集约化养殖的高生产率及高市场竞争力，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效仿的典范。不过，集约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大规模，大规模对技术管理及环境的要求更高。如果大规模养殖的环境费用计入产品价格，可能会抵消集约化的高效率及其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需求的增加及多样化为小生产农户提供了机遇。小生产农户虽生产力及市场竞争力不高，但其具有的多重功能对于相对分散的人群，仍有重要价值。
他建议，“纵向联合体、合同养殖及专业合作社经营方式，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基本准则，把分散养殖与集中经营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应该成为扶持与组织小生产的重要措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养牛户投入不足，缺少技术及缺乏市场的制约，提高农户的生产水平，同时分散农户的生产成本及风险。联合经营风险的规避，则主要通过建立健全管理及法律制度，规范合作各方的行为。”
这正是印度成功的路径。
本报北京7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