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太太来北京

    我的太太是个瑞典人，汉语说得还行。她来北京也就三四次，对所见所闻总是充满好奇，同时也以她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处理一些人和事。

    “五一”小长假，我们报团去山西旅游。在结束旅程的路上，山西接地导游小张跟车上的游客告别时提到，由于自己的疏忽，在给大家结算门票款时找错了钱，赔了200元。

    车上的答谢掌声还未落下，我太太便离开座位，向车后走去，我没在意。不大的工夫，她提着一个小塑料袋走向导游，并大声说，小张，你为了我们旅行快乐而受损失，我们过意不去，大家自发给你凑了点钱，以弥补你的损失。你当导游很辛苦，也不容易，请你接受我们的心意！出乎意料的小张一再推辞，眼睛有点湿润，说，过去我们导游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可这次大家这样同情并帮助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说完，她紧紧地拥抱了我太太，车上又一次响起了掌声。

    天突然热了起来，我因眩晕，被送进了326医院急诊室。在医生对我实施诊断时，我太太发现急诊室一个农民工模样的患者也躺在那里，因为缴不起治疗费一筹莫展。她一边张罗着让大夫给我治疗，一边找到主治医生说，这个人缺的800多元我给出了。大夫确认我太太是个外国人，并不认识那位患者，思索了一会儿说，那位患者无钱治疗的事，不用你操心，由我们医院来解决。我太太说，不管怎样，人是最重要的，救人治病是最最要紧的。后来，她给我解释道，我们替无钱的人花钱治病是值得的，钱要用在该用的地方，钱没有了可以再挣，人没有了那可是再活不过来了。在瑞典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在我输液的两个多小时里，主治医生两次找我太太致谢，并和我们约定了再次给我仔细检查的时间。

    一天，我们去逛天意小商品市场。出来取车时，车窗上贴着二指宽的小纸条，我一瞧是写着停车时间的收费条。四处观望，也没见收费员出现，我想尽快离场。当我将车快开出的时候，我太太突然拦住车，要我停下来。她走上人行道，伸着白胖胳膊，高举着小纸条，边走边喊：收费啊，收费啊！

    当收费员出现在我面前时，太太一边擦着汗水，一边气喘嘘嘘地跑了过来。收费员感慨地说，我是第一次遇到主动找我收费的啊。

    在北京出门时，太太总是坐在副驾驶座上，比我还紧张，惟恐别人的车碰了我们。最让我不高兴的是，她总是把“慢一点”挂在嘴上：不许我并线、不许我超车。这样难免就要斗嘴，发生冲突。一次我并线超了车，她马上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主高喊,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没那个必要，中国开车的人不习惯这样多事。她生了气，一脸的不高兴，说我不讲礼节。

    尤其叫我不能忍受的是，开到没有人行横道的土马路上，一见探头探脑要横穿马路的人，她就立马要我停车，把手伸出窗外，招呼行人快过，结果引起后面的车按喇叭。她见我不高兴，就大声对我说，你不知道行人第一吗？你以为开车的人就特殊吗？所以每当她坐在车上，我只有跟着前面车慢行的份儿，不敢并线、不敢超车，感到很是约束。到了家，她教训我道：瑞典人少，车也没有北京这样拥挤，但都能遵守行车规则，我警告你，你决不能把北京开车的恶习在瑞典重演。

    太太如今回了瑞典，我除了想她，赞赏和珍重她的善良、对生命的敬畏、循规蹈矩的执着外，也在设法弥补我们之间的那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