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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前，卡马乔律师哈维尔扔下一份声明后返回西班牙，而“躲”在北京的卡马乔也不再与中国足协主动联系，这预示着双方首轮谈判已经破裂。尽管，中国足协期待“卡马乔的律师来北京再次谈判”，但哈维尔在声明中“根据合同规定，我们将开始向国际足联和位于瑞士的体育仲裁法庭申请援助”的表述，已经将了在“谁为卡马乔缴税”问题上再次变卦的中国足协一军。
“我觉得这次足协和卡马乔之间因为合同产生的纠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体育领域内，这份合同涉及金额之大令人震惊，我也向一些相关人士了解过卡马乔的这份合同，我个人认为合同当中，足协（所谓雇主）一方用词非常模糊，让人很不理解。”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张笑世告诉记者。
但在对中国足协糟糕做法痛心疾首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少花点儿冤枉钱”的张笑世，建议足协方面可以考虑引用“显失公平”条款来与对方进行探讨。“并不是说这个案例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也不是说足协可以借此脱身，但在谈违约金时，至少可以和对方律师谈谈这件事。”张笑世说，“‘显失公平’的合同在法律层面应予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对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显失公平认定的司法解释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对于卡马乔教练团队3年内每年税后450万欧元的巨额合同而言，足协不做任何成绩约束确实适用“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但“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的前提，放在足协隆重派出的欧洲选帅组身上，却又是那样矛盾。
“现在卡马乔合同纠纷面临着几种解决方案，双方达成一致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有原则性分歧，需要国际足联专门的部门负责协调。但国际足联不是审判和仲裁机构，没有最终的裁定权，可能国际足联的章程里有‘强制仲裁’的加盟许可，但如果成员国不满意的话，可以向国际体育仲裁机构进行申诉，仲裁的期限一般是3个月。”张笑世说，“各单项运动协会的疑难问题都是这样操作的，而且国际体育仲裁院有推翻单项协会所做决定的先例，比如柔道运动员佟文，就是国际体育仲裁院判决国际柔联尿检无效，取消了对她的禁赛处罚。”
据记者了解，国际体育仲裁院在萨马兰奇时代成立，成立当初只是国际奥委会的下属机构，1994年“独立”后，总部仍设在瑞士洛桑，专门解决重大纠纷。目前，仲裁院中仲裁员达200余人，其中中国籍仲裁员两位，此二人均为从事体育法学研究多年的专业律师，但由于合同纠纷尚未进入国际体育仲裁程序，律师并不愿就此事发表看法。
鉴于保密原则，目前外界只知道卡马乔工作合同有“使中国足球队水平有明显提高”这样的表述，但这一表述实在过于模糊——不止一位法学专家告诉记者，这句话宽松得令人难以想象，根本无法成为判断卡马乔工作成绩的标准。
“开始有人说卡马乔带队期间国足的FIFA排名一路下滑，证明卡马乔没有达到合同要求，但也有人反驳说国足已经有了进步，但亚洲对手进步比我们快，所以我们的名次反而下降了。”一位足协工作人员已经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更何况我们今年的亚洲杯预选赛小组赛才打一半，国家队也还有出线机会，所以真没办法用国家队的成绩来压卡马乔的合同，说实话，如果不是对泰国队那场出了意外，国家队构成根本不会有任何变化。”
和高洪波时期的国足相比，卡式国足在众多球迷心中并无“明显提高”甚至“提高”。例如，凭借热身赛的优异表现，国足2010年FIFA排名稳定在80名上下，2011年高洪波被迫离任时国足排名高达69位，这也是国足自2006年跌出百名之后的最好成绩，而上周卡马乔律师与足协谈判时，FIFA发布的新一期排名显示，国足再次跌到第100名。
只不过比赛录像和专家会诊、舆论判断在合同面前均无法算作如山铁证，本周代理主帅傅博重新召集国脚备战本月底的东亚锦标赛，国足集训名单已经与卡马乔时期相差甚远。
“我的任务是带队打好东亚锦标赛，所以选择了最合适的队员，当然有些队员是因为伤病原因缺席这次比赛。”敏感时期，傅博并不愿过多介绍球队情况，但集训名单中只有9人名列“合肥惨败”22人名单中，其余13人无缘本次集训，足够说明问题。
胜算不大的中国足协虽然仍有“少花钱”的权利和义务，但反观过去两年卡马乔对于国家队的改造，更像是一次中国足球史上毫无意义可言的野蛮“强拆”，而动手者当然不只是年薪450万欧元的西班牙教练组。
本报北京7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