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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父亲去世已经两个多月了，陈鹏军却总觉得爹还活在他身边的某个地方。
只要打开电脑，点开散落在桌面上或文件夹中的某个视频，就能见到心中想念的熟悉身影——那瘦小的、衣着简朴、脸带笑意的父亲。在老家的土坯房里，他也许悠悠然地在院子里踱步，或是在屋里拉二胡，或在寿宴上，笑眯眯地看着儿孙们在院子里坐上四五桌。
回想起来，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他也从未对父亲表达过这样的感情。直到老人家罹患食道癌晚期住院之后，陈鹏军才第一次试着去拥抱他，希望能给老人鼓鼓劲儿。
不过，在父亲去世前9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有空闲，这个中年人总是扛着摄像机回父亲家，把爹娘的一言一行都拍下来。
父亲在村后的田里干农活，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旧衣裳，挥舞着锄头，偶尔停下来，挠挠灰白的头发，跟母亲说两句话——那是2004年，老人家身子骨还硬朗，挑着扁担下坡，腰挺得可直了。
6年后，父亲头发明显白了，他坐在院子里捣鼓小轮子和木板，想做一辆木板车。一样是挠着头的老爸，若有所思，脖子上已经是褶皱分明。
今年正月里，父亲最后一次拉起二胡。躺在床上的老人，脸颊微微地凹下去，瘦骨嶙峋的手上贴着输液留下的胶布，脸上却满是笑容。
对开影楼的陈鹏军而言，这些画面拍得并不够专业。这些年来，他扛着摄像机，光是捕捉些零碎的家庭画面，镜头有时还摇摇晃晃的。但这段不知主题为啥、不知如何结尾的拍摄，也是摄影师陈鹏军最重要的作品：在他的镜头前，父亲渐渐老去，直至远离。
到父亲真的走了，陈鹏军才明白，一场父子间的告别，10年也还是不够的。
父亲去世一个月后，他整理了电脑中的影像，剪辑出一个5分28秒的视频，配上老人生前最喜欢的歌曲《我的父亲和母亲》，发到了网上的“嵩县吧”，进而传播到全国各地。很多网友给他留言说，看到这视频，想起自己在老家的父母，“心里酸酸的”。各地媒体“拦都拦不住地”跑去采访他，他的故事不止一次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节目。
但这一切对陈鹏军来说都不重要。在今年5月26日早晨开始琢磨把哪些关于父亲的片段凑到一起时，这个47岁的河南汉子只意识到了一点：自己再也没处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了。
镜头与童年
外人要到达洛阳市嵩县的车村镇并不容易。长途汽车清早从洛阳城出发，驶上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到嵩县已经是中午，但车村还在一百多公里以外。汽车时而绕着山蜿蜒而行，时而沿着高高的公路桥从一个山头快速驶向另一个。雾霭萦绕天际，迷雾后青翠的山峦一重接着一重，似乎完全没有尽头。
陈鹏军的父亲陈芸，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层层的山峦中。小时候，陈鹏军常常被父亲架在脖子上，跟着他翻山越岭上班去。爷俩饿了就吃母亲用玉米面和野菜做的窝窝头，渴了就喝山脚下的溪水。如今想起来，陈鹏军会懊悔当初不懂事：听父亲说声“我不饿”，自己就毫不客气地把干粮都吃了。
2004年，也是沿着这样蜿蜒的山路，陈鹏军抱着一台沉甸甸的摄像机回到了车村。
那是一台进口品牌的银灰色标清摄像机，画质“能赶得上县城的小电视台”，车村街上买不到这样的摄像机，县城里也买不到。他乘着长途汽车去郑州，从那里的专卖店里取回了这台专门从上海订来的机器。
如果不是前一年父亲被误诊为骨癌，在镇上开设婚纱摄影店、生意正忙的陈鹏军可能不会冒出念头，就为了“清清楚楚地”拍下父母的日常生活，借钱去买这样一台摄像机。
他刚跟父亲去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老人家也满是不愿意：“为啥要给我拍录像？”
“拍了录像可以放着看啊。”
“你不拍，我也好好地在这里，这不一样能看？”
父亲不知道曾被误诊为癌症，却也看得出儿子在想啥。当年，一听到医生说出“骨癌”这个词，陈鹏军就懵了：快满40的他刚刚才意识到，年过古稀的父亲，随时都可能离开。“我真怕，要是有一天，我爸离去了，咋办？”
哪怕父亲不赞成，他还是下了决心开始自己的拍摄。买回摄像机的第二天，陈鹏军就扛着它回到了父母家里。
这些近10年前的事情，如今回想起来，还是清晰得跟昨天刚刚发生一样。那天，二老正在村后的田里干活。陈鹏军想试试新机器，他刚扛起这个大家伙，手就不由自主晃悠了起来。摇摇晃晃的镜头对准在干农活的老爸，老爷子的动作也不自觉僵硬起来，讲话都不在平常的调上。镜头前几步路一走，陈鹏军都快笑出来了。他把机器一关，对父亲说：“爹，您老就当我不存在就成啦，该干啥就干啥。”
重拍的时候，儿子的手还是晃悠，父亲却学会了不看镜头。这段拍摄于2004年2月、微微晃悠的画面被陈鹏军放在了视频的最前面。从那天起，陈鹏军就多了一种新的和爹相处的方式。
说起来，陈鹏军第一次见到相机和镜头，就是因为父亲。那时候陈鹏军才4岁，有天正跟村里的孩子一块儿在一棵大榆树下玩，二姐跑过来说：“快回家，爹要给咱照相啦！”
他问姐姐：“啥叫照相？”
跟着二姐一跨进院子，陈鹏军就见窗上钉上了一块娘织的靛蓝色粗布，爹在前面摆弄着一个黑色的方匣子，方匣子上有一上一下两个圆圈。跟着父亲的指挥，姐弟俩在蓝布前坐着，姐姐一手搭在弟弟肩上，父亲按下了快门。
“我还在愣愣地看着镜头，心想照相是咋回事呀？”
10多年后，少年陈鹏军在父亲工作的嵩县文化馆里又见到了一模一样的方匣子。他问爹：“小时候你第一次给我照相，用的就是这样的相机，是不是？”
陈芸很惊讶：“就是这种120相机，你居然还记得？”
“我姐姐还大我两岁，她一点也不记得这事儿了。可我就记得清清楚楚，大概是和镜头有缘。”陈鹏军回忆说。
那时候，是陈芸记录着儿子的成长。而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儿子扛着摄像机，一路零零碎碎地记录下了他的生活。
逐渐地，逢年过节，全家人都适应了院子里多出来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身影。大多数时候，老父亲把摄像机视若空气，他闲不住，总在院子里忙这忙那，修修补补。偶尔回头跟老伴儿说话，目光瞥过蹲在脚边正摆弄摄像机的儿子，流露出几分“这孩子在捣鼓啥呀”的困惑。
父亲过世以后，陈鹏军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了18盒小录影带和20G的记忆卡，一边看，一边哭：里面满满的都是父亲。
影像与文章
父亲去世的这两个多月来，陈鹏军把自己拍过的录像看了又看，只觉得到处都是不足。
要是当时跟老爸多讲讲话，现在看片子能听到和老爷子的对话多好？
要是刚开始爹在地里干农活时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没有擦掉重拍，现在看起来该是多有意思？
要是当初好好想想，定好了要拍父亲的哪些镜头，然后一个个去拍上了，今天可能也就没这么多遗憾了吧？
父亲生前，隔三岔五就骑着电动自行车，带上母亲在自家地里种的蔬菜，挨家挨户地送给住在附近的6个儿女。到80岁的时候，父亲还常常骑着自行车出门，母亲坐在车后座上，老两口谁也离不开谁。
那些年，陈鹏军总想着，下回要拍拍父亲沿着车村街一路过来、带着两兜水灵灵的新鲜蔬菜的样子。可是时光倏忽这么一溜过去，他到底还是来不及拍下这些心里最怀念的镜头。
为什么这最家常的一幕却没能留下来呢？“也许是因为一直都忙？”陈鹏军想了想，停顿数秒后又断然否认，“压根不是忙的问题……”
以父母为主角的视频拍得越多，陈鹏军就越后悔自己文化少，明明心里满是对父亲的感情，可一点儿也表达不出来。憋急了，他在纸上写出了很宏大的句子：“每次看到视频中的您，总能感觉到您还活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您的一生是那样的勤劳朴实慈祥和伟大，老爸呀，我想您！”
他是真的老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背着他，翻山越岭，去离家六七十里外的村子里上班。他坐在父亲肩头，晃晃悠悠，时不时就见老爸从随身的布袋子里揪出一小块窝窝头，递到头上来给自己吃。
六七岁的时候，陈鹏军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好几天都在村里自称是潘冬子，还从厨房里拿个馒头顶着当军帽，跟小伙伴大打一通。父亲见了，虎着脸问他：“能别糟蹋粮食不？”
几天后，屋里多了一顶红军帽，那是父亲做的，不光是灰布做的帽子，还有一颗从笔记本塑料封面上剪下来的红星。有了老爸的鼎力相助，陈鹏军在村子里的一帮小捣蛋鬼里，就“恁跩了”。
这些关怀，他没法拍出来。他能捕捉到的画面，往往是父亲在自家院子里忙忙碌碌。在那个用土坯墙围出的十米见方的院子里，种了几排自留地、放着若干盆景，都是父亲摆弄出来的。父亲是他见过的最聪明手巧的人。平常左邻右舍有个什么坏了破了的家具电器，父亲都能修补；还写得一笔好书法，懂美工，擅乐器，一手二胡如泣如诉。
平时在父亲家吃晚饭，父子俩总有说不完的话。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年过80的陈芸听说影楼里缺拍古装照时使用的古筝，坚持着非要帮儿子做一架。
“您还懂这个？可别操劳坏了身子。”陈鹏军有点犹豫。
“一架古筝得2000多块吧？费那个钱干嘛，我会做。你只管把琴弦买来就是了。”
两个多月后，爹真的给了他一架古筝。在儿子惊讶的目光中，他亲手弹奏了一曲，笑着说，“乐理都是一通百通的”。镜头里，他认认真真地在这把道具古筝上描出小篆体的“琴韵古筝”几个字，还在旁边画上两枚印章。
那两年，老人家已经习惯了他的拍摄，逐渐地视镜头为无物。但儿子却开始觉得，镜头有时候并不足以表达出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他有时想，要是自己能写出个啥“父爱如山”这一类的文章就好了。
“我心里是真的能感觉到父亲那种爱，真是比山还要重，比海还要深。唉，这种感觉，我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他挥着手无奈地说。
他通过网络认识了在县城司法局工作的“七峰秋庙”，还认真向人家请教过：“我不会舞文弄墨，你是文化人，能不能帮我写写？”那时候，陈鹏军拍摄父亲的录像带，加起来就已经有60多个小时了。
“七峰秋庙”二话不说答应了。他回忆，当时听说了陈鹏军给老父亲拍录像的事儿，特别感动。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去世后，家人竟怎么也找不出一张满意的相片来。
但这些约定都没来得及实施，看起来富余的时间，到头来一眨眼就过去了。“七峰秋庙”真正看见这些画面，还是今年5月27日。那天凌晨，陈鹏军在嵩县吧里上传了用整整一天剪辑完成的视频《我的父亲和母亲》。“七峰秋庙”看得都流泪了：“我苍白的几句话怎能描绘陈老伯勤劳的一生？”
如今，陈芸长眠在老家院子后面的玉米地里。贴吧里熟识的网友曾特意去陈老伯的坟前鞠躬。
那天下午，陈鹏军与兄弟们一言不发在已长满青草的坟头站成半圈，被视频吸引而来的几拨记者三三两两谈论着如何拍摄、采访网友。某个时刻，不知是谁带着哭腔喊了一声：“爹，我们来看你了！”一时天地间突然安静，只余风吹过玉米田的作响。
回忆与追悔
扛起摄像机后，陈鹏军留下了许多与父亲有关的生活画面。大哥家修鸡舍的时候，爹在院子里劈砖头；二哥家需要小板车，父亲就找来俩小车轮，乒乒乓乓地把车轱辘锯短了再接上。干活间隙他喝水，一仰头，脖子瘦骨嶙峋——这是老父亲被确诊食道癌晚期前不到两年时留下的影像。
还有更多一家欢聚的时光。逢年过节，孙子孙女们都回到爷爷家一起吃饭。小孩子们嘻嘻哈哈闹成一团，有的手上抱着小花狗，眼睛眯成月牙；有的嘴角还沾着奶油，稚嫩的眼神好奇地瞪着镜头。老父亲往往在旁边微笑地看着，西斜的阳光打在他脸上，暖暖的。这种时候，陈鹏军常常用视频线把刚拍下来的画面连上电视机播放，全家人一起看着，边聊边笑。
他注意到，父亲也喜欢看这视频，尤其喜欢看孩子们的镜头。
10年里，老人家常常陪着孙子孙女一块儿玩，也往往在妻子揉面做饭的时候，在旁边帮着生火。不同的年份里，他时常一个人在屋里拉二胡，拉着拉着，皱纹一年比一年多，人一年比一年瘦。
每一次，陈鹏军拍了关于父亲的视频，迈出小院时，总是祈祷似地想着：“老爸，我下次还要来给你拍。”
他知道，父亲心里还有遗憾。现在想起来，陈鹏军感到“特别不是滋味”。陈芸拉得一手好二胡，有时候听着琴声，陈鹏军隐隐觉得，老人家是把自己的心情寄托在了旋律里面。
到了晚年，老爸流露出常常忧心：“爹总得将这把二胡传下去呀！”
可是，陈鹏军兄弟几个谁也不喜欢二胡。去年有一回，看爹对着二胡虎着脸，他忍不住松了口：“好，我学。”
老爷子大喜过望：“你说真的？”
午饭才吃了一半，父亲急匆匆地把碗往桌上一搁：“吃好了！”随后朝着儿子招招手：“跟我进屋去。”
“做啥？”
“不是说要学二胡吗？”
父亲在一旁认真地翻乐谱，想找些简单的曲子给儿子练习。陈鹏军老大不情愿地拿着琴弓，划拉着。
听着儿子没边际叽叽嘎嘎地乱拉，陈芸给二胡一一做上了标记：拉这儿是Do，这儿是Re，这儿是Mi……这个应该这么练习……最后，他把手里的二胡递给儿子：“给，你带回去练着。”
二胡就放在陈鹏军的卧室里，可他从来也没有正经拿起来练习过。影楼里的生意很忙，忙起来的时候，陈鹏军十天半个月也未必能回一次家。
“我们再也没有说起过这把二胡。”但他知道，“老爸只是不说，心里一定很失望。”
在媒体上，因为拿着摄像机拍了父亲10年，陈鹏军被人称为“洛阳孝子”。他一听到这话就难过。“我父亲已经去世，回头一想，还有那么多遗憾。父母一辈子太不容易，陪他们的机会也是一天比一天少了。”他把视频传上网，是想提醒认识的网友，趁着父母还在身边，多多关怀他们。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孝子”称谓让他“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痛”：“我知道我不是孝子，我做的远远不够，我根本称不起孝子。”
小时候，兄弟几个里只有他跟着父亲一起生活。不用说，他的绣着“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小书包，是父亲亲手缝的。每天放学回家，在油灯下，父亲都帮着他温习一遍功课。“我老爸一直很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可是我辜负了他。”
上中学时，陈鹏军迷上了摄影，说什么也不愿再读书。倔脾气一上来，一言不发，直接下地干农活去。学校来人叫他回去上课，他不听，在屋里给同学写信：想照相不？只要买一卷胶卷来，我就能帮你拍照！
一年后，眼看着儿子每天还是琢磨着拍照，牙缝里挤出来的钱都拿去买冲照片的药水，陈芸终于忍不住了：“我帮你开个照相馆，你‘以商养艺’，中不中？”
陈鹏军喜出望外：“中，中中中！”
照相馆选在车村镇最繁华的街边，父子俩一起造起了房子，添了设备。照相馆里的道具都是父亲做的，还有30多幅高3米、占了整面墙的幕布背景，也都是父亲在接着10多年里一一画出来的。
父亲去世后，这些往日不在意的小事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如今，在崭新的“台北莎罗婚纱摄影”影楼里忙碌的陈鹏军总是时不时地想起，多年前，在父亲最初取名为“中州”的照相馆门前，他满怀歉疚地目送着刚刚搁下画笔的父亲骑车回家，瘦瘦小小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午夜的暗幕里。
老人与大海
如果说这10年里，有什么事儿让陈鹏军想起来觉得并无后悔的话，大概就是带着父亲去看海了。2012年7月，在洛阳的医院里，陈鹏军被告知父亲罹患食道癌。医生说，陈芸的生命还能延续半年。
与兄弟姐妹们抱头痛哭一场后，陈鹏军下定了决心：立刻放下手上所有生意，带老爸去看海——趁着最终诊断出来前就出发。
陈芸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伏牛山区。从前，县里组织旅游，妻子晕车不能离家，他便也在家守着。后来自己患了心脏病，就更不愿长途旅行了。
但陈鹏军记得，父亲说过，想去大海边看看。等待另一家医院的检验报告出来还要四五天，“反正都要去洛阳拿报告了，不如开远一点，去山东玩一下，看看大海。”他故作轻松地对父亲说。
这一次，陈芸没有坚持。于是，给母亲备上晕车药，陈鹏军与大哥、大姐“护送”着父母，驱车一路向东而去。
在日照的沙滩边，陈芸朝着大海凝望了很久。他与儿子在岸边散步，后来脱了鞋，掠起裤脚，踩着浪花一路走过去。陈鹏军想扶着父亲，但陈芸在海浪中走着，放开了儿子的手。突然间，老人家童心大起，一弯腰，用手蘸了海水，再舔舔手指，惊喜地说：“海水真是咸的！”
见儿子拿出手机拍摄，陈芸还对他说：“等等呀。”然后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墨镜戴上。“爹，您真帅。”陈鹏军忍不住跟他开起了玩笑，“这哪里是陈芸，简直是陈毅了。”
不经意间，他见到老父亲抹了抹眼睛：“真没想到，我80多岁了，真的见到大海了。”
陈芸去世的第二天，陈鹏军整理父亲的遗物，从柜子里翻出一本名为《忆今生》的手稿。手稿写在病历纸的反面，字迹有些涂抹，但装订得整整齐齐。
那是父亲的字：
“我家祖居张槐杨家岭，说起来也算一个中等殷实的人家。爷爷不到六十而亡，父亲忠福，乳名须娃，忠厚老成不识一字。大约在1927年前后（民国变乱后期）被刀客拉走当小夫，到合峪逃跑至蝉堂，被地方拾住，误为刀客，用铁条烧红火烧臀部，严刑拷问。后经寡妇奶奶，东抓西借，当了父亲的全部业产（三亩薄地，一间草房），将父亲赎了出来。”
子女一直都向老父亲隐瞒着病情，但父亲去世后的这两个月，陈鹏军常常寻思，也许老人早就洞悉了一切，只怕真相令大家崩溃，因此并不戳穿家人的谎言。
日照看海归来，父亲入院接受治疗。陈鹏军的大姐注意到，每天深夜，借着手机光，老人家总在病床上孜孜不倦地写着什么。
子女们并不知道，黑暗中，陈芸已经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
“我于1930年11月初七生于张槐沟平地娘舅家。……和张氏跟前，共生孟良、爱莲、鹏立、爱芹、宁、敏，四男二女。目前都住在车村，姊妹们四方为邻，亲密无间，有事相商，有难同当，和睦有加。我已八十三岁，四世同堂，妻贤子孝，一家康乐无比。
“我一生的工作鉴定是：工作积极，勤奋业务，为人正派，团结同志，斗争性较差（指历次反左反右运动，光当动力，不会斗人）。长音乐，有书法、美术特长，被编入《厚重车村》一书。
“罢了！一句话：我没愧党，党没愧我，一生走十几个单位总算落个‘好人’的名声，好人一生平安嘛！
“大海是我最最想见到的地方。我一生对啥也不感兴趣，今有幸已过八十二岁，对死亡已有充分思想准备，唯独没见到大海而遗憾。这次借这个空，我一定要去趟大海，让海水抹去我的过去，冲刷我的现在，洗掉我的遗憾。
“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我心里兴奋、激动，感叹人生的短暂。一个深受孩子们爱戴的父亲，八十二岁的老人，即将与世长辞了！我留恋而不遗憾，……孩子们圆了我的心愿，我不能辜负孩子们的孝心。”
这篇近3000字的回忆文章中，六分之一的篇幅都在描述去日照看海之行。只是，到了看海的这一段，陈鹏军为父亲制作的视频，也已接近尾声。
二胡与棺木
父亲去世后，陈鹏军觉得“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说不出来，也不懂怎么写”。他从屋里翻出了近10年来拍摄的视频，看着看着，泪水涟涟。
“如果可以，我想再为我爹拍10年，20年。”
他跟着作响的录像带回到了2004年那个日光正好的下午，他在田里第一次扛起摄像机对着父亲。那两年，父亲还养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小花狗。有回，他把小狗抱起来放在花盆上，小家伙巴巴地在上面望着四周，老爷子看着笑，大家也都笑。
他还想起了总闲不住的父亲，当年在这院子里补补水管，做做小车，甚至捣鼓出了一架古筝。
看到父母在厨房里忙着的镜头，他想起好多时候自己回家，不想吃零食，不想喝饮料，母亲会笃定地说“一定又是昨晚半夜才睡，早上没吃早饭吧”，便下厨去为他煎最喜欢吃的饼。父亲在一旁烧火，他把火烧得那么旺，母亲的面还没揉好呢……
“我父亲，他一辈子为我们子女6个付出太多。他在世的时候，我没让他少操一天心。我都几十岁人了，可他对我，爱护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我又有什么能回报他呢？”整整一天，陈鹏军坐在卧室里，在电脑桌前翻出那些看似散乱无章的镜头，照着自己的回忆一段段拼接起来。
关于父亲的最后一段视频，拍摄于今年初的某个午后。那时，老父亲在家养病，在一旁守着的陈鹏军见他看电视也是无精打采，便说：“爹，你给我拉段二胡吧？我想听你拉二胡。”
“真的，你想听？”老人眼里闪出了光，不用儿子搀扶，自己在床上坐了起来。被子软软的，二胡不好放，老爷子嘟囔了一声，调试了两下弦，流畅的乐声便从琴弦上飘了出来。
陈鹏军交叉着双臂坐在父亲面前，手机的镜头悄然地朝着父亲。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拉起二胡，他笑眯眯地，像孩童一样带着期待的目光问儿子：“我（耳朵不好）听不全乎，拉的还像那么回事不？”
“像，像！”陈鹏军连声说。转过头去，他的眼泪涌了出来。听着那咿咿呀呀的乐声，他心里知道，父亲身体虚弱，已经没力气了。
从2004年2月到2013年正月，关于父亲的视频拍到这里，戛然而止。
其实后面原本还可以有一段。葬礼那天，像从前一样，陈鹏军还带着摄像机回到老屋。
上屋里，小辈们正围着祖父的遗体悲泣。他本以为自己能稳稳当当地扛着机器，记录下父亲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路途。但揭下镜头盖后，镜头只是潦草地掠过了上屋一圈，最后落到父亲的遗像上。
这个38秒的镜头就停在了那一刻。陈鹏军再也拍不下去，他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已经永远过去了。“我爹只给了我10年的时间去拍他，现在我再也没那个机会了。”
他能做的，就是把二胡与乐谱，放进父亲的棺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