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能否挽回社工流失困局

    当了4年社工，换了4个岗位，辗转3座城市后，在中国内地勉强挤进“资深社工”行列的小宝（化名）决定报考公务员。离开打拼多年的广东，他和同为社工的女友打算回湖北随州“安定”下来。“安定”的指标包括成为一名地方公务员，在当地有房、有车等。

    7月10日，就在小宝参加公务员入职体检的这一天，在他此前工作过的广东省深圳市，当地民政部门在给市人大代表的建议答复中明确，今年政府采购社工服务的标准力争提高到每人每年7.5万元，这一标准较此前提高了5000元。

    为了挽回优秀社工人才流失的局面，深圳几乎每年都在提高采购社工服务的标准，2010年为每人每年6.6万元，2011年提高到7万元，今年又拟提高至7.5万元。

    然而，简单加薪是否就能挽回社工流失的困局呢？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工资待遇不是首要问题

    在此前召开的共青团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广东团代表、团广州市海珠区委书记庄婷婷带来一本“青年地带”宣传手册，“明码标价”招聘专业社工，薪资待遇从每月税前2855元到12750元不等。

    即便工资待遇不低，“青年地带”仍有约15%的社工流失率，尤其是第一批较资深社工，流失率高达近50%。

    “每一个人都是从刚毕业的菜鸟开始做起，花了很多心血一点一滴成长起来。”第一批社工，每一个人的名字庄婷婷都记得一清二楚，早期困难的时候，团委曾出资带着这批刚毕业的“孩子”到香港、四川、武汉等地专业社工机构学习培训，还入驻法院、司法部门、街道社区实习锻炼。

    庄婷婷搞不明白，在困难时期，大家可以坚持着把一个个难办的个案“啃”下来，现在条件好了，政府3年出资600万元正式购买青少年社工服务了，有些人在“好日子”里却要选择离开。

    团代会上，她为一线社工们呼吁，“社工也有职业梦想，能否为他们创造一个统一的晋升、发展空间，让他们能有个盼头？”

    庄婷婷观察下来，工资待遇问题其实只是社工人才流失诸多原因中的一个。一份让人“有盼头”的工作，远比一份一成不变、初始工资待遇较高的工作更令人向往。

    而内地社工工作眼下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让人“没什么盼头”，这也正是为什么拥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社工人才流失率较高的主要原因。

    广州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青少年项目主任张伟介绍，广州地区的社工机构一般能给社工专业应届毕业生提供税后3000元至3500元的月薪，而这一工资水平，高于应届生平均工资水准。

    “招到社工不难，但两三年后，你要让他不走，就比较难了。”无论是专业水准，还是薪资水平，启创机构在广东省社工机构中都算中上水平，即便如此，留人依然困难。张伟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前景”，“做社工，若干年后，你可能还是三四千元的薪水，还是在做一线社工，晋升困难，薪水又低”。

    以张伟本人为例，做到项目负责人级别，他的月薪7000余元，在广州买不了房子，也“不敢”要孩子。他的60名社工专业大学同学中，毕业７年后仍坚持做社工的只有5人，其中1人在上海，4人在广东。

    晋升困难，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的不稳定性

    一方面社工渴望拥有一个“有盼头”的未来，另一方面，能为资深社工提供的晋升、发展空间又极为有限。张伟告诉记者，能做到项目负责人岗位的社工只是凤毛麟角，因为项目资源本身就很有限。

    广州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李森指出，项目资源的局限性，主要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的不稳定性，“今年或者近3年签了一个服务项目，可能合约期满后，换了一个领导，就不再做这个项目了”。

    广东是全国率先提出“小政府、大社会”主张的省份，也是全国政府购买服务领域的“排头兵”，无论是购买服务的范围，还是购买资金在全国都处于领先位置。即便如此，“不稳定感”还是弥漫在社工机构之中。

    实际上，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来由，社工服务的“不稳定性”已经令东部沿海某经济发达城市Ａ市的社工机构“吃了亏”。

    该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Ａ市民政部门以“公益创投”形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有创意的公益服务”。该机构申报的社区特殊家庭青少年矫治项目受到青睐，为120名社区特殊家庭青年提供了为期一年的、卓有成效的服务，并得到财政支持数十万元。

    而今年，根据民政部门的要求，申报项目要有“创新”，去年的项目不能再次申报。由于找不到愿意“接盘”的爱心企业资助，社会效益极佳的特殊青少年矫治项目不得不面临停摆。社工们也不得不中断已有的经验累积，而去迎合出资方的要求，从事另一项“创新”服务。

    “这对社工专业性成长没有好处，但这就是现实状况。”这位负责人虽然看好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矫治工作，但因缺少经费，她不得不将工作重心转移。她开始担心，下一年再“创新”什么，“我们的服务对象就这几类人群，每年创新一类，最终只会导致每一类都不精、不专，专业性的提升需要无数经验的累积”。

    记者查询发现，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文件大多不具有强制性，目前仍处于“鼓励”阶段。一些已经开始尝试购买服务的地方政府，也并没有出台文件规定具体哪几类社会服务应当或者建议由专业社会组织承担。

    这就很容易令人产生“换一任领导，换一个思路”的猜想。

    庄婷婷从上任伊始，就接手“青年地带”工作，这项工作被海珠区团委在正式文件中列为长期坚持的重点工作之一，历经４次团区委书记“人事更迭”，仍未放弃。如今，“青年地带”遍布海珠区的各大社区、学校，从最初的没钱、没人、没阵地，到现在的“样样全有”，致力于为6岁至30岁青少年及其家长提供心理辅导、个案咨询、社区公民教育、维权等服务。

    即便如此，庄婷婷也有担忧，“钱毕竟是财政给的，最近3年是保住了，3年后什么情况谁也无法预计”。她分析，3年后，她本人可能已经转岗，下一任团委书记可能依然非常重视“青年地带”工作，但钱能不能批下来、能否有涨幅或维持现状，都是个未知数，“牵扯的部门太多，我们自己也没底”。

    花钱买“杂役”，还是买“社工”？

    未来内地，能不能像香港一样，培养出拥有30年以上经验的、真正的资深社工？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社工个人职业素养能否实现逐步提升？

    提升职业素养有两条途径，一是接触大量一线个案，二是得到资深社工督导的指导。

    接触个案对于一线社工来说看似并不困难，但事实上，很多由政府购买“岗位社工”的地区，被购买的“社工”未必能有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个案接触工作中。

    小宝此前曾是某市司法所购买的司法社工，也在某市禁毒所做过禁毒社工。前者主要为社区安置帮教回归人员提供服务，后者为吸毒青少年提供服务。按常理，他能接触很多一般社工接触不到的特殊案例，但实际上，大多数时间，他都被夹在社工机构和购买服务部门之间体会“两难”。

    “社工机构有考核指标，每个季度要完成多少任务量；购买服务的政府部门也有要求，他们人手不够用时，我得帮忙。”小宝一边要给司法局、禁毒所做“杂役”，一边还要完成巨大的一线访问任务量，经常忙不过来。

    尽管上述两个城市的岗位给小宝的工资每月能达到税后5000元，但他仍然选择退出，并投奔了广州一家工资较低、但更规范的社工机构，专门从事青少年事务服务，“没有好的职业规划，没意思，就不干了”。

    一名社工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政府购买“岗位社工”有利有弊。好处在于，能迅速通过行政手段覆盖到很多领域；弊端是，社工入驻后，不可避免地会被要求承担一部分行政工作。而后者，对于社工个人职业素养的提高没有好处，还会使那些刚入职的社工产生倦怠，继而退出这个行业。

    在督导方面，启智社工总干事李森告诉记者，内地暂时没有超过30年经验的资深督导，一般要从香港请，“一个督导一天三四千元，一个月来三四次，大概一万多元”。

    李森说，广东地区现在社工机构鱼龙混杂，能请得起香港督导的只是几家大机构。而督导对于一名社工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

    张铭炜是一个工作了5年的社工，最近，他退出原机构，打算自办一家社工督导培训咨询公司，专为请不起香港督导的小机构提供督导服务。

    “内地除广州外，还有很多小社工机构，需要督导。”他敏锐地发现了内地督导市场的空白。他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能坚持做社工5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遇到了好督导”。

    在他和督导6个多月的努力下，那个曾经令他头疼不已、打算放弃的“闭关”青年，已经走出阴霾，并在一家公司做起了行政文员，“他当时20岁，不工作、不读书，天天在家‘闭关修炼’看各种小说，也不搭理家人。”

    张铭炜尝试与其接触半个多月无果后，得到了督导的指点，“他帮我分析了这一家人的不同角色定位，教我如何帮助这家人纠正各自的角色”。

    张铭炜说，理想状况下，每一个个案，社工都应能从中学到一个新的工作方法，但现实情况下，由于督导角色的缺失，很多年轻的社工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只能放弃，“对于社工来说，看到自己专业能力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是最开心的事儿，反之，会很受挫”。

    “受挫”多了，自然也就会失去继续坚持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