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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有媒体报道称：江西萍乡安源区五陂镇一名80后党委委员邬恋参加工作8个月，尚在公务员试用期内，便被破格提拔为副科级干部。该报道同时指出：该镇总人口2.1万，镇领导班子却有18人，并设有人大专职副主席，违反了江西省内出台的相关规定。但是，该镇一名党政工作负责人曾表示，邬恋的提拔符合正规程序。
7月15日，安源区委相关负责人回应：“江西萍乡安源区委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新闻报道反映的邬恋同志提拔任职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当天上午安源区委已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邬恋五陂镇党委委员职务。”但二者均未就镇领导人数超编一说作出解释。
7月16日，萍乡市安源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们已经关注到五陂镇领导班子超编一说了。首先，报道引用的网上信息更新时间应是2011年，因此，这个数字不代表目前领导班子的实际人数。其次，这18个人不仅包含了党委、政府、人大领导，还有一些非领导班子的工作人员。”
据他介绍，五陂镇党委下属领导干部应为9人，镇政府有副镇长4人，另外，还有1名专职人大副主席。“所以总数是14人。报道中所提到的其他4人，一个是组织员；一个是维稳信息员；一个是司法所长，副科级干部；还有一人是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也是副科级。这4人不算是领导班子成员，属于办事人员。详细名单目前我们还不能提供，因为此事还没和五陂镇进一步核实。”
他表示，在领导班子成员中，两人为副科级，其余均是正科级。那么从行政级别的角度来看，这4名工作人员是否与镇领导享受同等待遇？占用同样的财政经费？对此，该负责人并未直接回应，而是表示从总量来看，该镇并不存在超编现象。
记者注意到，此前媒体报道中称该镇领导班子超编，依据的文件为2010年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市县乡党政机构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该《通知》要求“市县乡要严格控制领导职数”，其中规定“人口在1~3万之间的，设党委委员5~7名，正副书记2~3名；政府正副职3~4名；人大主席子团主席由党委书记兼任，不设专职副主席。”因此，以五陂镇人口规模计算，其党政、人大领导班子人数上限为14人。按照上述负责人的解释，其总量确未超编。但该《通知》还提及“人大主席子团主席由党委书记兼任，不设专职副主席”，而该镇设有“一名人大专职副主席”。
7月15日，记者就此致电五陂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我只是办公室工作人员，不知道邬恋是谁，镇政府有多少领导也不知道。镇政府有宣传部门，现在没在，我们不能提供其座机电话。”
此后，记者就该《通知》背景及超编之说询问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监督检查处。该负责人表示：“这个文件肯定有，是以推进工作为目的。我得把情况向领导反映一下，了解清楚后，才能回答他们是否超编。”
她还表示，自己所在单位属省一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机构编制工作是分级的，省编办主要管理省级干部，五陂镇归属县一级管理。原则上，我们负责指导其工作。领导干部配备是逐级进行的，具体怎么执行得问相关业务部门。”
江西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一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省级编制办负责出台标准，具体如何配备人员及领导人数，由县委、县政府定。我们掌握的数字依据也来自每年的年报。从他们上报的数据上看，肯定没有超编。如果超过了我们制定的标准，问题也应出在县委人事局或组织部门。”
他还表示，“机构编制所有实名制管理信息都汇总在综合处。2005年，省内就曾出台乡镇机构编制总量控制实施办法。”
记者注意到，2005年出台的办法规定：“乡镇农业人口平均在3万人以上的，按每个乡镇平均40名编制核定；2万~2.9万人的，平均35名编制核定；两万人以下的，平均33名编制核定。”“核定后的乡镇行政和事业站所编制由省机构编制部门实行总量控制。今后5年内，乡镇行政和事业站所编制只能减少，不能增加。”
“具体数字各乡镇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工作任务适当调整。在编制数和人员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县里有权进行内部调整，但总编制不能超标。”他说，“还有按照规定，乡镇和县之间的编制数不能随意调控。乡镇编制如果要调整到县里，则需要中央编办批准。为确保编制管理工作，2002年、2005年、2009年我们都曾出过类似政策。”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官场通胀”值得警惕，这会加剧财政负担，使原本就紧张的地方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其次是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使原本就事务繁多的地方政府更加应接不暇。“都是领导，谁去干工作？”他说。
此前，媒体曾多次披露地方政府领导超编现象。2011年，湖南常德石门县被曝领导干部“满天飞”：县委常委16名、正副县长12名。此后，四川省巴中市辖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区、平昌县4区县被指县长“扎堆”：这4个国家级农业贫困县，经济总量不大，却有44名正副县长。此外，河南新乡也曾被指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和6个调研员，后来，当地政府回应称“只有副市长8人以及4名市长助理”。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领导干部数量“虚高”，必然会占用公共资源。“他们享受的行政待遇、配车、办公等各项支出，无一不属于财政支出。虚职过多、副职泛滥是当前机构改革的一项重点，‘减官’任重而道远。精简政府部门人员，尤其是领导数量，并非一刀切就能了事，其中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应当加大上下级之间的对接透明度。下级部门要及时向上级部门备案，上级部门也应及时审核、更新数据，避免漏洞产生。当然，也有一些地区，上级对下级超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其下拨的财政总量是一定的，怎么花是下级的事情。但事实上，这笔钱属于公共财政，任何部门都无权擅自更改用途。有的地方甚至会出现先扩编、再审批的情况，先斩后奏。这样不仅会加剧财政吃紧的现状，更会对编制本身的公信力造成伤害。”他说。
他认为，除了依靠各级人大、党内监督等方式，以目前的情形，公众、网络、舆论监督也必不可少。
“现在一些基层政府管理走入了一个怪圈：即很多人进入编制后，拿了铁饭碗，反而觉得工作可干可不干了。于是，不得不雇佣大量编外人员、临时工、合同工，苦活儿累活儿、加班加点的事都甩给他们。但是，这个群体并不稳定。结果转了一圈，基层政府开支增加了，却仍没走出‘官多’又‘缺人手’的怪圈。”他说。
“近年来，一些地方推行的公务员聘任制试点可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在保证待遇的同时，能让他们更有紧迫感。”他说，“现在一些政府部门中人浮于事、人员老化的现象很严重。虽然一个地区的编制总数可以控制，但具体到部门、单位，又有调整空间。这个空间，给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
本报记者 骆沙
